按：1. 去年（2020）2月5日的旧文，讨论所谓“天谴论”在知识分子中的小型翻车现场。2. 重发此文一遍（主要的时间线请参考文内的链接）。因为若以“天谴论”的视角来看待最近的紧张情势，大概我们应当坦然自首说，“这就是我们所拜的那位神降灾……”，比如摩西在出埃及时对法老所说的，而不必如此担心害怕所谓双暂停。3.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偶像，崇拜的人多了，就成了偶像。在改革宗的神学看来，抬举一位名牧的言论，其中的吊诡和反讽一言难尽。4. 唉……（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昨天的文章被和谐了。我一年只打算了一篇文章被纠察，1月还没完就用掉指标。武哥说可以出让一篇的额度给我，所以继续发吧。而且，他还愿意折扣转让一个独生子女上户口的名额给我，我要考虑一下明天分析诗篇127的问题了。）

是的，除了恩赐的多样性，我还想强调教会组织形态和崇拜形态的多样性，彩色的神学光谱，以及在多样的宗派和教会中的共存。对了，除此之外，恩赐的多样性还暗示了教会成员的身份、文化背景、经验、职业和社交半径的丰富性。

使得后发地区若欲多利少害引入此运动，决不能单纯地直接从该史学运动具明显否定特性的自我辩称逻辑出发。然而很多后发地区移植外来史学运动的推动者们，在被原发地区史学运动的价值承诺、认知承诺吸引后，由于没有接着考虑——若何开展和推动此一运动才能和他们所处身的当下知识境况、历史现实境况间构造一种更真切、有效、顺畅的建设关系，便急着推动此项运动的扎根和开展，且每每采取直接从原发地移用过来的、易于引起注意的否定性运动形式。这就使得他们的推动，不仅不能贴近所处身时地的实际状况，因此不能对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有真切、贴近的分析，而且会因自己多多少少无的放矢的否定性表现，激起对此运动强烈的反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