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和几位朋友一道探讨了“事工倍增循环”模型之后，我意识到把一个事工设计为多目标的缺点。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心不搏二兔，一仆不事二主，大抵都是如此。
所有事工都是经过祷告，刻意设计的。“跨文翻译”也是如此。我需要一个自己的企业，以对接翻译项目。不然，就面临着20%劳务报酬税的问题——这是在2015年我尝试以神学翻译作为BAM模式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体会，一个译者每辛苦工作5小时，就有一个小时的劳动被剥夺；没有合作机构会为零工经济下的译者交社保，医保，唯一可做的就是每个月不超过800元的细水长流（按照我的计算，800元无法养家，而且翻译的量积累下来，可能100年也领不完），或者一次性代扣20%之后的买断价。
我知道制度如此，无可争执；合作机构也是刀尖上跳舞，朝不保夕。所以我只是对第一家合作的出版机构说，请和我的公司签约，把钱全给我，我来处理自己的税务问题。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翻译公司——“但以理”的来由。不过后来发生了其他的问题，特别是我离开Logos教会，暂时回到美国，只好将“但以理”注销了。注销这家公司用了两年时间，花了1万多，基本算是资不抵债，没有节约任何成本，唯一获得的是良心上暂时的平安。
为了安全起见，“但以理”注销之后，我在美国注册了“Kuawen, LLC”。严格地说，请叫我“外商”好了。
但注册公司只是将纳税的掌控权拿了回来——无论如何，低收入家庭是可以退税的，所以尽管美国也是一个高税率国家，但每年有税表，对于孩子们将来申请大学奖学金或贷款会有些帮助吧。多目标决策就是这样来的。
但另一个问题是所谓“千字50-60元”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在这个费率下靠着翻译活下来，DeepL都不行。
所以我为跨文翻译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报价底线，主要的意图是确保我们一家人能靠着翻译活下来。这是一个反向求解方程的过程，统计一个月可以用来翻译的时间，统计能够输出的字数，然后根据一家人的开销来设定最低报价。
我的翻译速度大概是市面上神学译者平均翻译速度的2-3倍，质量和正确度大概在top 90-95%位置，工具的使用效率可能在top 1%区间，但要靠翻译养活我们一家人，我的报价至少也要在市场报价的4-5倍才行。
当然，这种报价让我丢失了不少项目，甚至丢失了客户。但我没有情怀，并不打算为了神学翻译而饿死，所以只是和编辑们互道珍重，彼此理解。
最典型的案例类似这样，客户评论说，Eddy的翻译要好不少，但另一个译者报价低了太多，所以我们还是找别的译者吧。当然，我疑心这种选择很可能产生四种结局之一：项目失败，书出不来；编辑重译50%之后burn-out辞职，书的质量还是不太好；质量就是一个笑话；找人重译。
大体而言，神学（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翻译市场已经失效。管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管制之下，低效市场是显然的。
但这种低效会很快向着上下游传播，译者是经济上最弱势的一环（没有群体，没有公会，没有议价能力），几乎很难避免地继续用爱发电。读者也是弱势环节，但他们可以选择不买翻译质量低劣的图书。其余的环节，无论是编辑还是出版方还是销售渠道，大概也不会有赢家。
虽然已经不是那么肯定，但我仍然希望能借着一些形式上的创新，改变这种处境。这就是跨文翻译的多目标规划。
我多少还是有些盼望，不过今年明显体力不支，许多事情都还没有着手处理。
2月份把以弗所书的注释译完，再来推动今年的自选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