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来第一次独自长途旅行。临行前在书架上翻找,拿出了贺照田兄的**《革命-后革命》**。这书是2019年请张振博士从香港带回来,当时时局动荡,到得2020年才算到了手中,只读了一个序言就暂时放下了。

我的旅行先从重庆去了上海。为了省钱,没有买时间不对、价格爆贵的联程航班。上午在恩约讲道,带着大件行李。老童对我说,Eddy,咱今天就讲45分钟吧,不要太长了。后来讲到了44分30秒,我笑着说,难道我的名声那么差,每次讲道都会拖堂吗?于是精确地结束在11:45分,讲道嘎然而止,余味悠长。

中午简单和朋友聊了几句教育的问题,就赶去机场了。一位来自农村的信二代姊妹说,当她从重庆回家分享在大城市里的基督教教育洞见与各种理由,她的牧师对她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如果这事真的是必不可少,那么不应该只有你们大城市里的基督徒家庭才能做得起,负担得起。我们广大农村教会哪里想过这样的做法,有心也无力……我的“虎躯一震”,忍不住拿起纸杯,喝了一口热茶。

最近几年都无法出行,为了安全起见,留了6个小时在浦东的转机。不过在重庆就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剩下的航程倒是一切顺利,赶到浦东值机时,正好开放柜台。过了海关和安检,给爸爸和Emma分别打电话报平安,然后在候机厅里找个无人的Gate工作。过了一会儿,边上来了一个小伙子和两个年轻姑娘,似乎也是偶遇。那小伙子不停地讨好两位据说是北京来的博士生,要为这两位姑娘导游、指点经验、分享食物,甚至换当地货币……

上了去埃塞俄比亚的航班,飞机就一路向西而去,径直从重庆上空掠过。心中叹息一声,无谓地增加了3,000公里星空联盟航程罢了。

飞机上无事,就读照田兄的书。读了两篇,一个是关于李泽厚,一个是关于梁漱溟,再到陈映真那篇,就没有读完。以为机上缺少餐食(候机厅那位小伙子的话太多,如雷贯耳。后来他就坐我旁边,睡了一整个旅程),所以在候机厅吃了唯一开业的康师傅,又买了一大块免税巧克力带着。但机上供应了两餐,虽然浅尝则止,热量大概还是超标了不少,巧克力就没有打开。

到了Addis Ababa——Emma说好记,这地名就是“阿迪达斯的爸爸”去掉“达”字。从ATM取了100 Barr试水,回头一算,才不到两个美金,取款手续费已经比币值多了,下次还是多取点出来为好。去了机场到酒店的转运车,没有我的名字,不过也没有为难,还是让我上车了。到了酒店大堂,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发现(理所当然),酒店预订用的名字居然是**Eddy Zhang,**改过来就好了。到了房间里安顿下来,当地时间才早晨7点,到达机场的时间早得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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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酒店的早餐丰盛无比,埃塞俄比亚的咖啡香甜到无敌,所以喝了一杯Cappuccino,就沉沉地睡去了。 愉快的旅行开始了。

回头来说阅读《革命-后革命》的想法。梁漱溟先生在1920-30年代,判断中国社会没有实现欧洲民主宪政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实现苏俄阶级斗争、党派建国的基础,于是写下《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走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总结了辛亥革命(变成袁世凯复辟)和国民革命(成为军阀割据)的失败经验,从此投入旨在提升民众的乡村建设之路。对此,照田兄有着非常深刻细致的分析,读起来十分畅快。

但总之,当中国社会缺乏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之时,以狭隘的原教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推动力量,在梁漱溟看来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小农和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失去帝制的消极稳定情势之下,也难以发动为有效的社会变革力量,这是梁漱溟推动知识分子参与乡建的基本出发点——让知识分子认识农村,培养对农民的情感,发现其中可贵的品质,同时以乡村为单位,扎实地建设将来建立统一稳定现代化国家的基础。这种先认识旧中国,再设计新中国道路的自信,的确是一个很令人有启发的思路。

如今国家统一稳定已经70多年,改革开放也有40多年,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发展,也多与世界先进接轨。但按照我不多的在地经验,伴随这个过程的城市新兴教会,从前以为是一个伴随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输入,目前在很多方面看过去,似乎更像是一个阻碍文明和现代性,甚至在科学、文化、人性解放等方面靠近前现代化的、傲慢封闭的意识形态实体。至少在审视以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大都市教会时,始终没有发现其融入文化和社会的努力,教会也始终被社会所警惕,时常发生冲突,显出隔膜与异样,没有成为一种参与社会构建、舒解“狗屁工作”带来的压力、真正在人生处境中安顿心灵的安排。

反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基督徒丧失和抽离了与文化接壤的自我认同,不得不将自我的性命寄予在本身就难以稳定、无法在现实冲突中自洽的基要主义意识之中。似乎有不少(you are one of them)第一代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苦恼地放弃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思考和批评,也放弃了社会行动的责任,同时悬置了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命运与信仰实质。他们所带来的属灵影响力不再是一种扎根在文化处境中的影响力,更像是一种边缘而微弱的抗议。

他们的盼望变成需要由圣经辅导来压制和麻木的抑郁、焦虑与偶尔躁狂交替的综合征,不仅上一代领袖在内部焦虑和社会张力中burn-out,而且下一代领袖在缺乏耐心的等待之中,选择了海外神学教育和学术(学历)光环的捷径。但在美国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大多数人将不知所措,不知所终。他们对理性的怀念,转换成为年轻地球创造论辩护的热忱——一种无法打动外人,无法感染下一代的内向护教学。

大部分教会在福音切入角度上或许有严重的、有待识别但更加有待梳理的问题,值得重新探索和设计更切合我们文化处境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某些切入方式对于当前的国家结构、民众意识和心理缺乏认清和同情,在这个阶段几乎必然遭遇挫折,面对外部的怀疑和内部的不解。济州岛五月花式的逼迫叙事,以其严重缺乏地缘政治和历史常识的展开方式,显明了大量资源和注意力的无效消耗,而最近的出版和辩护努力,益发显得这本来是对福音切入和生根的一种干扰。

由异见转型而来的传道人,其教会-社会理想和治理能力上并不一定匹配,甚至在行动上显出幼稚轻浮,“把握时机”更像是“把握投机”。

我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因为我一向以为,答案在多样性的实践和有意识的坚持之中。我只有读后感,没有读后勇敢。不过,总是欢迎更多讨论和反思。

【Update】按照云轩的意见,“创造论”改为“年轻地球创造论”。08/1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