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福音与当代中国有两次“基督徒决策”的讲座，谈到“教会内回应这个主题的并不多……”。
有的时候，讨论的确是发明洞见的好机会。所以简单谈谈决策问题。这个讲座提纲挈领：
基督徒的决策与行为经济学的决策在根本上截然不同，基督徒决策建立在生命本源的真理确定性探求上，是紧密关联于创造者旨意之决策，是关乎确定性；经济行为决策理论是围绕人之行为与期待值的关系展开经验实证，从而为人对前景的“未来的选项”减少偏差，是关乎可能性……
这两次讲座的主题似乎是一种明确的二分法：基督徒的决策关乎确定性；世俗的决策关乎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我的理解似乎比较世俗。在我看来，决策是关乎复杂性（可能性是从有限的信息、有限的计算能力、有限的资源和决策时间约束造成的，与全知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确定性有本质差别）。无论是决策过程，还是决策所依赖的数据和信息，以及处理越来越多、真假难分的信息时，其复杂性往往超过了有限的人类计算资源所掌控的范围，于是决策的后果呈现出某种复杂性。
我的决策模型很简单：
- 目标函数（多目标规划）
- 数据处理
- 期望值最大化（置信度最大化）。
在这个过程中，圣三一神的伟大确定性若要作为一个向度参与进来，并获得无限权重，这个向度在实际决策中仍然是很难处理的。
我就举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吧：如何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
我一向认为，给孩子取名字是父母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最好不要假手外人（比如爷爷奶奶、村里的秀才……）。但所有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这个决策过程极其复杂，不可能像早期来华宣教士那样随便“李提摩太”，“张巴拿巴”。
除了建立一个判断名字是否合适的目标函数（本身就模糊不清），还有一个宏大的经济决策：我究竟需要花多长时间来祷告、翻辞海、征求意见……这些时间是否可以“用在传福音上，更讨神喜悦……”如果一个名字拿出来征求意见，有人喜欢，有人不太喜欢，如何建立模型，赋予每个意见合适的权重，以确定是否采用……
这就是信息经济学的信息采集成本模型。
说到这里，顺便说说陶陶的名字。我采用了两阶段决策：
1. 如果生下来是男孩，就从史记中取名；女孩，就从诗经里取名。
2. 生了一个男孩，我那时希望他“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与美人泛舟湖海”，于是取名“之陶”。
3. 这就定了，不接受讨论（确定性在于消除了可能性）。
好吧，我个人认为，把“基督徒的决策”与“世俗的决策”二分，以“确定性”和“可能性”作为区分的主要特征，似乎是迁移了“决策”，“确定性”，“可能性”等概念，和我所理解的决策理论有些不同。但“福音与当代中国”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着各种深入的、处境化讨论的神学资源，值得多多关注（关注也是一个决策，也关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