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 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第二日吗哪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也不再有吗哪了。 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约书亚记 5:11-12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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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群里,有人分享一位牧师的代祷信,说起家人被限制出境的难处。Melisa在群里说了一句,“当官的有裸官,当牧师的也有裸牧”,一时大家都沉默了,谁也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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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送去孩子上学,不是因为别的缘故,就是没有钱。在美国可以买动物园的家庭卡,在重庆就只能老老实实买5张门票,一次性将一卡通上的余额刷为0。如果情况允许,过几年孩子大了,需要回美国上学,又需要Emma去陪着,而我在国内的事情又离不开的话,大概我也会考虑“裸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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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事工,从孩子出生到读大学离家,大概是18年的时间。教会如果办学校,也需要规划这么长的时间,预备场地、师资、教学计划和各种资源。

但是,无论基于任何的原因,对教会学校影响最大的还是稳定性问题。不管再优秀的学校,如果办不了几年就关门或者搬家到异地,对于孩子们的影响是相当难以预料的。一旦在教会学校学到初中阶段,估计再回到公立系统也会有难度。而失学的孩子们,是我觉得心疼的点。

所以,在我看来,办教会学校的目标之一是稳定,而这个目标或许与一些教会另外的目标发生冲突。比如……算了,我也不举例了。至少当一个教会评估之后,认定自己的其他目标与办学稳定性目标有着潜在冲突的时候,或许考虑一下孩子们的未来,把教育与教会事工略作切割,避免牵连影响,是一种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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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选择了在家教育,就是想避免教会学校的不稳定性。

在家教育之中,我们选择了 SonLight,而没有选择更为流行的BJU或Abecca,除了这些学校收费较高之外,还有另一种考量。

有一个网站叫做[“BJUGrace”](http://bjugrace.com/),是一位BJU毕业生办的,涉及到BJU的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

但我的顾虑主要是教材中的“基要主义倾向”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宗教会有着与基要主义联合的趋势。Fiona说,这种趋势或许是为了对抗极端灵恩派而造成的。如果有一个“敌人”,或许我们自然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另一个极端。于是,我们的“基要主义”并不是仅仅包含基要真理,还牵涉到各种与拯救无关、神学上没有定论的教导,作为“基要”的一部分增加了进来。或许,还有一些律法主义的元素在里面。

而早期进行这种“基要主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其保守,而在于可能失去我们下一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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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的宗教教育,孩子们到了青春期以后,大概21岁左右,都会面临着自己确立信仰的挑战。他们不会简单地无条件地接受父母的信仰,更难于接受祖父母的信仰,反而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我略微有一些经验,因为陶陶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在教会里也讲过一次道,现在正在帮助我翻译一套“系统神学”的课程,作为他的“在家继续教育”的神学训练、英语培训和写作训练的一部分。他有些天外飞仙的想法,但至少我不会担心他不认自己的救主耶稣。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辨就接受基要主义的某些观点(比如,创造论观点),到了青春期与父母关系紧张,又离开教会去到大学阶段,受到同龄人玩世不恭的嘲弄或教授们的自然科学话语体系的挑战(比如化石证据,岩石证据,宇宙论证据),看到建基在科学上面,拥有庞大技术体系,支撑着整个工业社会运转的现代知识体系,有着时候或许有可能有一些些的概率失去信仰(有更大的概率在35岁的时候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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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条单行线,选择了教材体系,就很难改变,而且过了某个年龄阶段,就不可能再回头用新的知识体系去填补那个年龄的教育。因此,教育是一种信仰的冒险。但是对于个体而言,我希望保留更多的机会,让后面这三个孩子也能像陶陶一样顺利地度过在家教育这个阶段。

当然,这只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并不是一种可以抄袭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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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看到我的人都会猜错我的年龄(+-15岁以上)。但是有一次和微信上一位从未见面的朋友聊起来,他也以为我是90后。

我有点吃惊,“我的文章看起来,我有这么小吗?”

“不是。我很少看到你这么大年纪的神学生带着全家回国。”他这样回答。

我们这一代可以仰望旷野的吗哪,但是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终究要吃地里的土产,依靠自己的信心来仰望神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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