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布鲁姆提出了“影响的焦虑”理论，大致是这样的：
任何伟大的作家（他称之为“强力诗人”），都不是由于受到了前人的激励而写作。相反，他们拼命写作，是因为感到了前辈巨大的阴影。
为了（文字的）生存，后来的作家必须通过“误读”（Misreading）或“曲解”来消解前人的影响，从而为自己的创作腾出空间。一个不反抗的写作者只能沦为毫无意义的模仿者。
比如，弥尔顿的《失乐园》通过对上帝形象的复杂化，试图在神学叙事中植入人的尊严。他不仅是在解读圣经，他是在试图“超越”圣经。威廉布莱克
则认为圣经里的上帝其实是恶神乌里森（Urizen）。这种极端的曲解，正是为了从圣经的叙事霸权中夺回创造力。
好吧，引经据典的布鲁姆一番，只不过是要为“那些年我们一起“滥用”过百年古文”寻找一点理论支持。这算是2025年我最重要的回应之一。（另一篇回应是“事工哲学（184）| Creed, Confession, and Profession；或者，一种“健康的不可知论””）。
但其中的欢乐还是值得重复：
大卫的锅，交与伶长……送给伟大的法律之子Stephen Lawson博士；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先润了；
我们进了亚兰人的营，里面空无一人……但我们不走了，就势入读德州的公立学校好了；
三个博士来自东方（哦，定居在西方）……你们去寻那拯救美丽国的救世主，寻到了就来回报，我们也好去投他（一票）；
How Long, O Lord, How Long, This Will BE?……送给一位讲道太长的老师；
我该洗粉多少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还是到七十个七次？……送给所有留言的读者（中的3/4）——“你是对的”。
你们师傅虽有许多，为父的却不多……送给生养不众多的内邦人（你们若不能成为加利利生养最多的木匠，至少也得成为中国生养最多的刑事律师呀）
如果你们的义不能胜过AI的义……送给用AI写作而申明原创的内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