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Jack对我说，很少有人像我这样自驱。我忘记具体的上下文了，大概是说到某个年轻人读神学或者成长为领袖的事吧。
我不参与任何“打卡”活动。如果不是自己情愿，我大约任何“打卡”都是坚持不下去的。如果自己愿意，那么似乎又不必“打卡”。这么多年来几乎每周高悬在头上的“你不讲道吗？”，似乎早已经改变了我生活里的某个节点。
许多事工其实很简单，所要不过是“委身”（commitment）而已。我的工作坊从来不考勤，也不强制作业。参与者都是成年人，他们若认为此事有意义，自然会参与，若是自己懈怠，我也没有精力来想方设法的干预。我能做的，不过是将自己的内容做得好一点，略略胜过相似的内容竞争者罢了。在培训如何传福音的时候，我会说，“福音”是世上最好的礼物，但并不需要“传销”或“操纵”人接受。同样，参与主日礼拜是一个人最蒙祝福的管道之一，但既不必“打卡”，也不必“考勤”。所谓profession，大致是外在的confession；而confession，不过是内在的profession吧。
我还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信一代”经验。在这个荒凉而缺乏信仰土壤的文化里，当我用了13年时间来Confession之后，我竟一度找不到可以Profession的地方。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confession，不知道如何在所谓共同体中professing faith。
可以说，这是我掉入“信一代”陷阱的开始，跟随一位有着很光鲜资历头衔，但在长期服侍压力下动作变形的宣教士作出了许多荒诞的行动。我有时认为自己已经走出来，但反观自己的事工哲学，早期的信仰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比想象的要深刻许多。一个人本来就是由经验所构成，即使是超然，也是超然在自己的经验之上。
我的事工哲学对于最初的七年有着很强的反动，并非是一种一事不做的躺平哲学，而是一种绝不想操纵人的自由哲学。我不希望为任何人做决定，甚至不想以任何方式的劝勉、责备、教会纪律、协谈、圣辅来影响人的决定。不做“丢人”的主内公号，不发表“讲章”，甚至不“写诗”，都可以笼统地算在其中。不做大做强，不搞成员制，不勉强组织周间团契，似乎也都算是这一哲学的表现。
福音所带给我的那种自由，我是毫无保留地想要分享给别人。但自由就像空气，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大抵是感觉不到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自由起来，无论是反抗、批评、离开甚至控诉，我都愿意他们拥有这样的自由。当一位信主10多年的老友终于挣脱束缚，自由地离开，似乎总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至少，这不再是一种简单的confession，终于要变成一种professi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