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衾多年冷似铁,归来倚杖自媒体。(杜子美,《茅屋为秋风,吾庐独受冻》)

杜老师47岁入川,51岁写下这首诗时,已经在倚老卖老了。

这两天心绪不佳。跟大选倒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昨天城里很平静,Idaho超过50%摩门群众,一致毫无悬念地翻红牌。当然,每个人的认知都配得上自己将来的苦难。移民政策要收紧了,那些在美国这四年打完了美好的仗,捍卫了价值观的神学生们,大概也该回来保家卫国宣教植堂了。

我自己的安息年还有3周就结束了。回程的行李还没有打包,但机票已经订好。城里只有早晚的出行航班,为了赶下午的国际航班,只能一大早就出发,去西雅图等待几个小时。

总体来说,8月底开学之后,孩子们有几个小时不在家,我化身出租车司机,早晚接送。剩下的时间里,总算是得到了一点休息,表征在于,我终于可以读一点书,借着洗碗或者开车的机会,听一点有意思的播客。

而阅读的严肃性,也从6月早期的浏览科幻小说,过渡到8月中旬的博尔赫斯短篇,再到“世俗时代”这样的艰深哲学书籍。播客则听了不少“C++”年会的演讲,从入门到放弃之后,又慢慢听了一点神经科学的huberman lab,过渡到系统性跟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公开讲座,比如“国家为什么失败”,“Greedy Work”,“Discredible Uncertainty”等等。

当然,在神学上最有共鸣的大概是Mike Heizer的“Unseen Realm Conference”。我甚至想要翻译Heizer,或者,组织一次世俗时代的读书、翻译训练、文献批评工作坊。

到了11月,开始安排明年的工作。HHW已经有超过30个人报名,前所未有的亚历山德拉。


翻译的工作也开始安排,明年的圣经注释项目是Boice的《创世记》注释卷一,今天已经把合同签订。这套创世记一共三卷,加起来有1500页吧,60万字,我估计要熬掉我两三年的青春。算起来,我从2014年底开始和“研经工具”合作,转眼已经10年了。我的责任编辑告诉我,新约注释翻译计划就算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转为翻译旧约注释了。看起来,既然是“创世记”,客户是将第一个合同交给我了吧。

互相的信任和合作不容易,我从来没有催过客户付款,客户也从来不催我交稿,似乎在质量上也从来没有退稿让我重译过。好吧,过去10年的圣经注释翻译成果,《Hiebert: 彼得前后书》(153820 + 143466),《Hoehner: 以弗所书》(611676),《F.F. Bruce: 使徒行传》(435345),《Hiebert: 马可福音》(217206),《Hiebert: 雅各书》(270234),《Morris:约翰福音》(456943),《Hiebert: 约翰书信》(57229),一共235万字

(我一向认为,翻译的成熟大概需要做满100万字,并且经过严格的批评和训练,后来降低标准为50万字,不能再少了吧。)

加上那套80万字的工作神学圣经注释,这么些年的主要精力都在基础翻译上了。


明年可能还要为PRTS的中文项目翻译几门课程,每门课都有10万字出头吧。这个项目也合作到第三年了,PRTS似乎已经把我当作自己人,最近在发送CAT软件培训的在线会议通知给我,大概不知道我使用各种CAT软件的经验也有10年了吧。

因为AI的缘故,我正在重新评估翻译工作的前景,也在重新设计和尝试更高水平的翻译工作流程,考虑是否继续维护“跨文翻译团队”的问题。当然,目前看来,AI还是不能完全代替人。特别是神学上,相信不久就会出现各种专有名词,比如“机器翻译诺斯底”,“生成式马吉安”,“Chat伯拉纠”,“DeepL见证人”之类。我的经验是,机器翻译可以和人工翻译合作,提高翻译的质量。但总体上看,这种合作模式若想要生成高质量的译文,在工作时间上并不能显著缩短(也就意味着,工时单价是降不下来的),但工作强度可能会下降一点(也就意味着译者可以清醒地把每天工作时间延长一点),同时,借助AI的控制,特别在长句的理解上,出现语法结构辨识性错误的可能性要大大降低(85.27%)。

但机器翻译和AI的出现,也让我很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训练年轻译者。这10年以来,我自己的主要工作都在圣经注释的翻译上面,但我拉扯了不少项目,分发给了将近70位不同的译者。目前看来,我这10年最大的挫败,就是一个“好得靠谱”的译者都没有培养出来,更不要说那一类“好得离谱”的译者的。有的人是英语不敏感,有的人是汉语功底需要补强,有的人是神学语境陌生,有的人是无法承受批评……

但我观察到最大的问题,却是译者的灵性不能在一个项目的延展过程中维持最低水平。似乎低薪、孤独、漫长的翻译是一个拖累灵性的工作。大概因为灵性水平下降,我遇到的译者们往往交稿和试译的差异很大,或者中途放弃,或者最后草草交稿,或者接了项目之后迟迟不工作。或者说,在一个长程项目的工作过程中,有些译者失去了自己的呼召,甚至偶尔忽略了作为译者的职业身份认同与伦理规范……

我和汉锋谈过这个问题,觉得这几年最失败的事工,就是“神学翻译杂谈”和“神学翻译工作坊”,以及分发出去那么多本书,最后有多少百分比需要我自己免费重译或者深度修改,所花费的时间并不比我自己做更少。六月初刚开始休息的时候,我是想着要放弃这个方向了,还是让机构去背锅吧,我就偶尔批评一下市面上的神学翻译,岂不快哉!汉锋倒是劝我再想想,呃,我的鹅是轻省的,我的淡紫是容易的。那就再想想吧。另一方面,Emma觉得要多花时间在孩子们的在家教育上,暂时专注或者更有利于家庭的安排和孩子们的成长。


过去五年,因为孩子们还小,重庆的空气质量使得他们常常要去治疗过敏和呼吸道疾病,以及正当换牙期间,两个孩子都在矫正牙齿,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不少。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比如安全、在家教育的合规性,纳税和退税,children’s tax credits等等),我们家一直没有为孩子们办身份证。出于另一些因素,Emma和我又选择纯血的中国护照,没有工签,没有绿卡,没有枫叶。于是,当我们待在重庆,家庭保险的选择很少,许多公司都直接了当地说“not eligible”。这也算是咎由自取的代价吧。细节就不说了,但医疗和保险支出几乎都是预算外支出,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已经把我们的账面储蓄消耗殆尽。

从8月开始,我在CIU做客座教授,教网络安全的硕士项目。目标很简单,作为一个“Business As mission”的践行者,我需要略微增加收入,覆盖明年的医疗保险。既然不再打算追求“神学博士”(参见刘项原来不读书,我是没有资格在北美神学院里教授神学课程的,只能删繁就简,带一两门计算机和网络的基础课程。当然,作为一个从basic、cobel、fortran起步,写过几十万行代码的程序员,虽然最近13年来只是做IT吉祥物,似乎软件编程仍然是我最喜爱的工作之一。当然,这样的工作也是事工需求驱动的,并非我自寻烦恼。


另外,我在开始拟定明年的讲座与培训安排。今年因为安息,有一些预约的培训没有如约。按照我的朋友钰炜的说法,我的讲座相当接近“主日学天花板”级。要联系的朋友就可以发邮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