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世俗性的焦点问题并不在于信与不信，而在于信仰、追寻和经验的处境改变。
这么说吧，不同的世界观实际上会带来不同的经验。当我们现在要审视一个人的生活时，并不能简单地看他信不信我们的上帝，而是要看他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处境，如何在这个处境中追寻意义和价值。
在最广义上，我们在道德/属灵生活上有着不同的替代性方案。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人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何为圆满之境界，何为至高的或深刻的生活形态。这是所谓的终极意义问题。
其次，一个人因为何种经验或遭遇，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平庸，引起了我们的追寻？在我个人而言，从不信跨入到信仰的那个经验是非常清晰的，即使过去了将近19年，依然历历在目。
第三，对于这样的高峰经验（一般一生之中只有面临最大的危机或挑战时才会出现），一个人是如何解释的？
在这些问题上，世俗时代实际上提供了差异化的理解，同时，不同的世界观也带来不同的个体经验。或者说，不同的人在生命的定向上，本来就已经出于不同的路径上。
但无论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定向于何处，他都有可能获得三个方面的经验。一种是在积极层面上，因为生活的定向，他有了一种超越性的道德方向感。这在基督徒的经验中是明显的，在其他高等宗教里也是显然的，甚至在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经验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
另一种是在消极层面上，在有了方向感之后，一个人会经历一种疏离、至高力量的缺席和被流放的感觉，一种似乎无可救药的无能为力，似乎永远也无法到达自己所追寻的境界，而生命的力量变得匮乏，人生充满困惑和忧郁。
但大多数人，无论采取何种定向，生活在中间状态之下。他们以自己的生活、事业、家庭、孩子为重心，似乎暂时无须考虑终极问题，不用追求圆满至高境界，但也逃离了否定的、流放的、空虚的生活形式。
大多数基督徒正是生活在这种中间状态下。
他们必须与日常生活接触，无法成为所谓全职传道人，修士或宣教士。他们随着生活而变迁，又竭力保持着信仰和生活的平衡。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并无意于追求至高，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来世”的盼望和更高的目标。我有位朋友多年前就对我说，将来（等我事业成功、退休或孩子长大之后）我要跟你去做宣教士。但我还在半心半意地等他吧。
但这种中间状态，一直都需要被盼望所支撑。我们绝不能放弃圆满之地，也不可以对有朝一日进入圆满之地（在基督徒而言就是天国）完全绝望。否则，我们的中间状态就被打破了，生活的平衡就会动摇。
但如果试着理解不信者的中间状态（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如果来自信一代，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他们的中间状态便是其生活的全部。
在不信者看来，人生的最高意义在于家庭、事业和社会贡献。
首先，这种生活并非小事，要能认真经营做好，也不容易。其次，相信更多的事物（例如来世或某种今生无法达致的圣洁状态，就是在逃避和损害这种追求今世卓越的目标。
（未完待续）。
在这个意义上，泰勒实际上在帮助我整合经验。
新教传统下不可能完全否定世俗生活的核心重要性，于是在这个传统下几乎不可能出现圣人。当杨腓力行险下探“信心、怀疑、恩典”这样的主题，同时又被读者封为“圣人”时，那种张力将人撕裂的可能性毫不意外地存在。
但我自己也在下探服侍的可能性。无论是放弃拿神学博士，还是选择双职事奉，或者放弃可能更安逸生活的绿卡，也是在叫自己越发依靠终极盼望与恩典，或者更多牵涉到平凡生活的因果之中。
但方向既定，大概也就还可以走得下去。我有一个简单的验证方式，就是但凡还在服侍的传道人，就表示在某种程度上，生活还是平衡的——至少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