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作为哲学皇冠上的明珠，从来没有暗投到我这里来。作为一个自小缺失了“基督教古典教育”启蒙（甚至小学也只读了4年）的工科生，当我进入神学训练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诗曰：四十一年过去，飞起一脚尖）。
按照我的朋友Andrew博士的说法，M.Div.不过是获得职业资格，等同于美国的trade school毕业。而我多少有自知之明，知道不能勉强学习古典语言和学术语言，一早就放弃了希伯来文以及其他的外语。即使这样，转行也很辛苦。
当然，这就使得我永远脱离在学术圈之外，只能提出一些小白的问题，比如，“如果巴文克那么重要，为什么你们不直接从荷兰语翻译，倒要从英语转译？为什么专家会认为，从英语转译的巴文克文本，甚至要大大优于直接翻译巴文克？”于是，就被劈头盖脸地糊了一顿。
我选择做自由译者，希望可以作为神学家们与教会传道人甚至信徒之间的桥梁，一方面让神学大师们的洞见可以下沉，另一方面可以让教会上升。这事是可行的，比如50年前我们的某些最新“科技”，例如Dr. Winter关于“未得之民”的洞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神学陈述。或者，以弗所书里关于牧师和教师之间的那个冠词的缺失，现在也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解经，甚至Cliché。
我为自己立定了心志，不在系统神学被撑过地方谈论神学，免得挖了别人的根基。就如要义所记，未曾通读要义的，将要参加读书会；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萝 15：20-21）。
但这个志向是否现实，取决于翻译的准确性。所以我对神学翻译的批评从来没有客气过。扫罗老师说，你们现在还要喝奶，不能吃肉吗？哦，你们一向被灌的是5%的Melamine，难怪看起来都像神学上的大头娃娃，至今无法吃牛肉干。
关于Mathison对Frame的批评，我没什么可说的。在威敏读书的弟兄姊妹甚多，东威西威的都有，随意问问就知道这个还在继续的热点最近进展到了何处。
我只想简单谈论“历史神学和圣经神学对于系统神学的影响之我见”。
我的出发点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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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是需要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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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创新是有风险的。这事很好理解。任何创新，必然是对传统的背离。在我看来，甚至对于传统的创新式阐论，也不过是一种包装好的“新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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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当Mathison说，
就某种意义说，多尔扎的书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部分只是重述了教会最初几个世纪以来正统基督徒所相信认同并且教导的上帝论——他们相信上帝论是由上帝自己在圣经中启示的。
我们是在讨论正统改革宗神学家和信仰宣言中的共识。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神学家。这些是教会历史中最重要的许多神学家。我们能不问傅瑞姆他自己的问题吗？反对这样的共识难道一点都不令人畏惧吗？
当然，这两句的翻译是大有可讨论之处，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多尔扎的书没有任何神学上的创新，只是在重述。按照我最喜欢的首席科学家，如果多尔扎重述得不好，我们不需要多尔扎；如果多尔扎重述得好，我们有小要理问答就够了，更加不需要多尔扎。
Mathison那句话的翻译很难解，“我们能不问傅瑞姆他自己的问题吗？”原文其实出自慕容府家传绝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Could we not ask Frame his own question? Is it not even a little bit daunting to stand against such a consensus?
大体上看，Mathison的意思是，Frame犯了“诉诸权威”的逻辑谬误，迫使我方不得不采用“诉诸传统”谬误加以反击！
-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同情Frame的创新。
当一位神学家开始思考未知领域，而另一个人说，我是一定不思考的，但我认定你的思考是错误的，你最好也不要思考。要说这不是“经院主义”，我是有些蒙娜丽莎的（微笑）。
- 在神学上，最大的勇气就是坚持“Sola Scriptura”。我的每次工作坊都会强调路德的故事，当他面对火刑柱和教皇特使，可以说出:
“Unless I am convinc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e Scriptures or by clear reason (for I do not trust either in the pope or in councils alone, since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y have often erred and contradicted themselves), I am bound by the Scriptures I have quoted and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I cannot and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since it is neither safe nor right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 me. Amen.”
Frame至少是在这个传统之下。
- 在我看来，神学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总是为了回应当下。所以每一代人有自己的神学使命。
加尔文不会直接回应堕胎、性别选择等问题，因为在他的时代，医学技术还无法支撑这样的讨论。当然，日内瓦烧死的Servetus，是近代医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先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加尔文因为神学正确而扼杀科学，在效果上延后了这个讨论，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在当下必须面对和回应。
我可以想象，16世纪伟大的医学和生理学先驱，是否可能在三一论上“偏离”，甚至在欧洲没有自己的落脚之地。当然，任何时候，一位原创思想家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应该投奔加尔文的日内瓦。
- 历史，对于历史中的人而言，总是一种局限。固守历史或者固守传统，不过是在“正统”的名义下被边缘化而已。这个过程在不同历史时代速率不同，但趋势是一致的。
我愿意引用普朗克和他的常量：
“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一次葬礼” 这一观点通常归功于物理学家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反对者使他们看到真理而获胜的，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去世，而新一代的科学家在成长过程中熟悉了这个真理。”
这句话的意思是，科学进步往往会面临来自权威人士的抵抗，只有当这些旧有观念的捍卫者逝世后，新思想才得以被下一代科学家完全接受。它反映了科学界中的一种哲学观点，即创新和变革不仅依赖于说服或实验的证明，有时更需要时间的流逝和旧观念的消亡。
但在神学上，我们似乎是相反：
神学的每一次保守和退步，以至于越发成为整个社会的阻碍力量，在一切进步议题上百般刁难，甚至不惜使用暴力，都伴随着一次封圣。
- 当Mathison说，“一个错误的上帝论会导致拜偶像。”我可以同意这一点。但我们更大的危险，往往是将园子当中的某些观念、传统、人物和教条塑造为不可尝也不可摸，看起来好做食物、且使人有智慧的树。
下面的分析就留给各位教义学家和业余神学家了。
在跨文思想市场上，我只关注语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