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e, I’ll make those changes.
异议的构建者：对格雷格·卢金诺夫的法学思想、出版物及美国言论自由之辩的分析
引言
在美国21世纪的言论自由倡导领域，格雷格·卢金诺夫（Gregory Christopher Lukianoff）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作为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 FIRE）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不仅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法律学者，更是一位塑造了当代关于言论、审查制度和大学校园文化辩论的公共知识分子 [1, 2]。本报告旨在对卢金诺夫的智识贡献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视，深入剖析其核心论点、主要出版物，以及这些思想所引发的广泛批判性回应。本报告的核心论点是，卢金诺夫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成功地将言论自由的辩论从一个纯粹的、以《第一修正案》为中心的法律主义框架，转移到一个社会文化和心理学的层面，其焦点在于维系一个功能健全的自由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思维习惯”和制度规范。本报告将遵循一条清晰的脉络：从卢金诺夫的个人背景及其核心论点出发，系统性地梳理他的主要出版物，继而审视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对其理论的批判性回应，最后探讨他为解决其所诊断的表达文化危机而提出的方案。
第一部分：第一修正案倡导者的根基：个人背景与机构平台
要理解卢金…
早年生活与 formative experiences
格雷格·卢金诺夫于1974年出生于纽约市 [3]。他的个人背景深刻地塑造了他对言论自由的坚定信念。作为第一代美国人，他的家庭有着逃离极权主义政权的历史，这段经历让他从小就对言论自由怀有一种深刻的、近乎本能的珍视 [4, 5, 6]。他经常将这种“移民的感激之情”与他眼中许多在美国出生、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公民的自满态度进行对比。这种个人叙事不仅是他个人动机的来源，也成为他公共论述中一个强有力的修辞和哲学支点。它将当代美国校园中看似琐碎的言论争端，置于一场宏大的、关于自由与威权主义的历史斗争的背景之下，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这些辩论的严肃性和紧迫性。
卢金诺夫的学术道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信念。他在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完成本科学业，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并于200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Juris Doctor）[3, 7, 8]。在斯坦福，他专注于宪法学和《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 [3, 9]。毕业前，他在北加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of Northern California）和布拉格的援助难民组织（Organization for Aid to Refugees）等机构的实习经历，使他将深厚的理论知识与民权保护的实践相结合，为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7, 8, 10]。
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IRE）
卢金诺夫的职业生涯与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IRE）的发展密不可分。他于2001年加入当时成立仅一年半的FIRE，担任其首位法律与公共倡导总监，并于2006年升任主席 [3, 7, 8, 11]。FIRE的使命是捍卫大学校园内的个人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和学术自由 [11]。
在卢金诺夫的领导下，FIRE的使命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该组织声称秉持无党派立场，为其案件档案中的记录作证，捍卫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个人，使其免受左翼和右翼的审查，同时也对抗那些“非政治性的官僚主义掩饰和压制行为” [11]。这种声称的无党派立场是其公共形象的基石，尽管这一立场也受到了批评者的挑战。
卢金诺夫的智识发展与FIRE的机构成长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他的著作，如《Unlearning Liberty》，为FIRE的倡导工作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公众知名度。反过来，FIRE处理的大量案件和建立的数据库（例如关于教授被解雇和校园言论守则的数据库）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经验证据基础 [9, 12]。随着《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的巨大成功，卢金诺夫的公众形象急剧提升，也极大地增强了FIRE的知名度。近期，该组织将名称从“教育中的个人权利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更改为“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这直接反映了卢金诺夫在其著作《The Cance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不断扩展的论点，即问题已从校园蔓延至整个社会。这个演变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倡导者与一个组织共同发展的反馈循环，二者相互塑造，共同扩大了彼此的使命和影响力。
第二部分：卢金诺夫的学说：构建自由表达文化的核心论点
卢金诺夫的言论自由观建立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哲学和法律原则之上，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一个旨在捍卫和推广“自由表达文化”的综合性学说。
认识论理据：作为知识前提的言论自由
卢金诺夫的首要论点是实用主义和认识论层面的：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发现真理和获取知识的必要过程 [13]。他认为，审查制度会导致“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即人们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导致社会对现实产生错误的认知，无法了解人们的真实想法 [13]。
他将这一观点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对无知的发现”联系起来，将言论自由视为一种对抗人类自我欺骗和直觉谬误的工具 [13]。他引用苏格拉底作为“质疑……神圣信条”的典范，并断言“确定性是思想的杀手” [14]。在他看来，压制异议的组织会变得“结构性愚蠢”，并“脱离现实” [15]。这种观点形成了他所谓的言论“纯粹形成性”理论（pureformational theory of speech）[16]。言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传达的信息），更在于其表现（揭示人们真实信仰的行为）。即使是“坏”的或“错误”的言论也具有积极的外部性：它揭示了可以被处理的无知或恶意。压制它并不能消除潜在的信念，只会将其推向地下，使社会因基于关于自身的虚假数据运作而变得“结构性愚蠢”。
法律权利与文化规范的区分
卢金诺夫一个核心且精妙的论点是，仅有《第一修正案》（仅约束政府行为）是远远不够的 [17, 18]。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种更广泛、根植于文化深处的“言论自由文化” [17, 18, 19, 20, 21]。他认为，这种文化的特征体现在诸如“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棍棒和石头（才能伤人）”、“针对论点而非个人”等日常习语中，以及一种倾向于宽容和仁慈而非妖魔化的普遍态度 [22]。
他警告说，尽管法律保护依然强大，但社会文化却日益“沉迷于因所谓的冒犯性言论而惩罚个人”，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暴民审查”（mob censorship）[14, 23, 24]。这种文化层面的侵蚀，比法律层面的限制更为隐蔽，也更具危害性。
美国的言论保护模式
卢金诺夫极力推崇美国强大而独特的言论保护法律模式。与许多欧洲体系不同，美国法律不进行“个案权衡”，即为了其他价值（如避免冒犯）而限制言论 [4]。源自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Texas v. Johnson）等判例的基石原则是：“你不能仅仅因为言论具有冒犯性就禁止它” [4]。他认为，在一个对何为“冒犯”缺乏共识的多元化社会中，这一原则至关重要 [4]。
同时，他也明确指出，某些类别的言论，如“真实威胁”（true threats）和“歧视性骚扰”（discriminatory harassment），不受保护。但他警告说，这些例外常常被滥用，以惩罚仅仅是令人反感的言论 [4, 25]。
“弱者”原则
为了反驳言论自由主要保护强者的观点，卢金诺夫坚称，言论自由对少数群体和持不同政见者最为重要 [26, 27, 28]。他认为，历史上重大的社会正义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都是在20世纪中期《第一修正案》得到强有力解释后才得以蓬勃发展的 [11, 27]。没有强有力的言论自由保护，这些运动很容易被当权者压制。
在这一系列论证中，卢金诺夫巧妙地颠覆了经典的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伤害原则。批评者认为，某些言论因其造成伤害（如心理困扰）而应受限制。卢金诺夫则反驳说，限制言论本身会造成更大、更具体的伤害。他与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共同指出，保护人们免受“有害”思想的侵害，实际上会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使他们变得更加脆弱 [17, 29, 30, 31]。他认为，对异议的不容忍“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笨了一点” [2]。因此，在他的框架中，真正的“伤害”不是言论造成的冒犯，而是由审查和“安全主义”造成的认知和心理损害——即韧性和批判性思维的 stunted growth。他将审查制度重新定义为一种主动的破坏行为，而非保护措施。
第三部分：大学作为中心战场
卢金诺夫的绝大部分工作都聚焦于高等教育机构，他认为大学是言论自由之战的前线和中心。他构建了一个连贯且不断升级的叙事，描绘了他所见的社会弊病的起源和蔓延。
《Unlearning Liberty》的论点
在他早期的重要著作《Unlearning Liberty: Campus Censorship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Debate》中，卢金诺夫奠定了他批判的基础。他认为，“美国大学校园中对异议和辩论的不容忍，威胁到每一位公民的自由” [2]。他记录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校园言论守则的兴起，这些守则尽管在法庭上屡屡败诉，却依然顽固存在，并指出行政官僚在维持审查制度中的关键作用 [11, 25]。他断言，这种环境教导学生隐藏自己的观点，只与观点相同的人交流，最终导致他们无法培养出关键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25]。
美国思想的“娇惯”
卢金诺夫与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合著的《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为校园氛围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学诊断。该书引入了“安全主义”（safetyism）的概念，即一种将情感安全置于所有其他价值观之上的文化 [29, 30, 31, 32]。
该书阐述了正在向年轻人灌输的“三大谬误”（Three Great Untruths）：
- 脆弱性谬误：“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脆弱”（The Untruth of Fragility: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weaker）。
- 情感推理谬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The Untruth of Emotional Reasoning: Always trust your feelings）。
- 我们与他们对立的谬误：“生活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战斗”（The Untruth of Us vs. Them: Life is a battle between good people and evil people）[4, 31, 32]。
这些“谬误”被呈现为与心理健康（根据认知行为疗法CBT的理解）和自由教育原则背道而驰的认知扭曲 [4, 29, 33]。卢金诺夫认为，诸如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s）和安全空间（safe spaces）等概念，尽管初衷良好，却将这些扭曲制度化，并最终对学生造成伤害 [2, 3, 32]。
这一论证框架在策略上极为高明。通过借用治疗和心理健康的语言，卢金诺夫将辩论重新框定。他不再仅仅是为抽象的法律原则辩护，而是声称他的对手所倡导的情感安全措施，实际上正是导致年轻人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元凶。这使他能够将言论自由呈现为一种社会层面的认知行为疗法，是治愈Z世代焦虑和抑郁的良方，而不仅仅是一种可能带来伤害的抽象权利。
“取消文化”的剖析
在与里基·施洛特（Rikki Schlott）合著的《The Cance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Cancel Culture Undermines Trust, Destroys Institutions, and Threatens Us All》一书中，卢金诺夫将分析范围从校园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书中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定义为“旨在让人们因发表了受或本应受《第一修正案》标准保护的言论而被解雇、取消邀请、剥夺平台或以其他方式受到惩罚的运动” [4, 22, 34]。
该书引入了“第四大谬误”：人身攻击谬误（The Untruth of Ad Hominem），即“坏人只有坏观点” [4, 35]。同时，它系统地整理了用于扼杀辩论的修辞“肮脏伎俩”，如“那又怎么说主义”（whataboutism）、“稻草人谬误”（straw-manning）和“冒犯考古学”（offense archaeology）[22]。该书认为，取消文化是“美国人争夺权力、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一种失调方式”，它依赖这些廉价的策略来赢得争论，而不是通过说服 [36, 37]。
从《Unlearning Liberty》到《The Cance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卢金诺夫的作品呈现了一个连贯且不断升级的叙事链条：(1) 官僚化的校园审查制度（《Unlearning》）为 (2) 一种心理上有害的“安全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Coddling》）创造了条件，而这种意识形态又 (3) 从校园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演变为“取消文化”（《Canceling》）。这个发展过程展示了他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近乎流行病学的模型，来描述他所认为的社会弊病，并将大学视为“零号病人”。
第四部分：影响力的目录：主要出版物与公众参与
格雷格·卢金诺夫通过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书籍、文章和公众活动，将他的思想传播给了广泛的受众，从而巩 固了其作为言论自由领域领军人物的地位。
主要出版作品
卢金诺夫的著作系统地阐述并发展了他的核心论点，每一部都建立在前一部的基础上，共同构成了一个全面的思想体系。
- FIRE’s Guide to Free Speech on Campus (合著者): 这是一本为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的实用指南，详细介绍了他们在公立和私立大学所享有的法律权利，是其实践倡导工作的基石 [1, 3, 7, 8, 38, 39]。
- Unlearning Liberty: Campus Censorship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Debate (2012): 这是他的奠基之作，系统地论证了校园中对异议的不容忍如何威胁到所有公民的自由，并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智识活力 [1, 2, 3, 8, 23, 38, 39, 40, 41]。
- Freedom from Speech (2014): 在这本篇幅较短的论著中，他区分了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和一种日益增长的文化渴望，即免受冒犯性思想影响的自由（freedom from speech），并对后者提出了尖锐批评 [1, 2, 3, 8, 23, 38, 39, 40, 42]。
-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 (2018, 与 Jonathan Haidt 合著): 这是他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作品，书中诊断了“安全主义”文化，并探讨了其对青年一代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1, 2, 3, 8, 38, 39, 40]。
- The Cance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Cancel Culture Undermines Trust, Destroys Institutions, and Threatens Us All (2023, 与 Rikki Schlott 合著): 该书对“取消文化”进行了经验性和修辞学的分析，将其视为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现象，并提供了大量数据和案例 [1, 2, 3, 9, 36, 38, 39, 40]。
- The War on Words: 10 Arguments Against Free Speech—And Why They Fail (与 Nadine Strossen 合著): 这部著作系统地反驳了十种常见的反言论自由论点，如“言语即暴力”和“仇恨言论不是言论自由”，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2, 17, 24, 38, 39, 43, 44]。
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除了著书立说，卢金诺夫还积极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其影响力。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等美国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将他的学术观点转化为面向公众的评论 [1, 2, 3, 7, 8, 10, 23]。
此外，他还担任了纪录片《我们能开个玩笑吗？》（Can We Take a Joke?）和《强大的艾拉》（Mighty Ira）的执行制片人，利用影像媒介探讨喜剧、审查制度和愤怒文化之间的冲突 [1, 2, 10, 23, 36]。他频繁地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就校园言论自由问题作证，并经常出现在国家级电视和广播节目中，这使他成为该领域内最具权威和知名度的专家之一 [1, 2, 3, 7, 23]。
第五部分：反叙事：一个批判性回应的光谱
卢金诺夫的观点虽然影响深远，但也引发了来自学术界、政界和文化评论界的激烈辩论和尖锐批评。这些反叙事从方法论、哲学基础、政治动机和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对他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学术界的反驳：方法论与哲学批判
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波斯纳是卢金诺夫最著名的学术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卢金诺夫的论证过分依赖“轶事证据”，而缺乏系统性的数据支持，从而夸大了校园言论问题的严重性 [45, 46, 47, 48, 49]。波斯纳辩称，言论守则并非纯粹的审查工具，而可能是大学管理者在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时，为了维持学术氛围和促进有效学习而做出的合理尝试 [45, 46]。他进一步挑战卢金诺夫的“教条主义”，主张私立大学应有权进行制度实验，探索不同的言论管理模式，而不是被迫遵循一种“一刀切”的绝对言论自由模式 [45, 46]。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法律学者费什从根本的哲学层面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言论自由本身并非一项核心的“学术价值” [26, 50]。大学的核心使命是探究和追求真理，这必然要求进行“内容规制”，即区分有价值的思想和无价值的、错误的思想 [26, 51, 52, 53, 54, 55]。在费什看来，卢金诺夫所倡导的绝对言论自由会破坏大学履行其核心使命的能力，因为它混淆了开放讨论与学术判断。
其他学术批评：还有一些批评者指出，卢金诺夫的论述常常混淆学术自由与《第一修正案》的原则，未能充分认识到二者在适用范围和哲学基础上的差异 [35]。另有观点认为，他对问题的分析是片面的，未能看到学术界左翼如何利用学术自由的幌子进行“政治灌输” [35]。
政治批判：意识形态偏见与资金来源
- 吉姆·斯利珀（Jim Sleeper）：耶鲁大学讲师斯利珀对卢金诺夫及其领导的FIRE提出了直接且尖锐的政治批判，他将卢金诺夫称为“真诚的骗子”（earnest fraud）[56]。斯利珀认为，FIRE所倡导的“绝对言论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为其资助者及其网络对扩张自由市场的痴迷打掩护” [56]。这一指控直接挑战了FIRE及其领导人所声称的无党派立场，认为其言论自由议程服务于一个特定的保守派政治和经济项目。
社会文化批判：“稻草人”论与缺乏同理心
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尤其是在网络论坛和书评中，对《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批评尤为普遍。
“稻草人”谬误：许多评论者认为，书中描绘的“被娇惯的孩子”形象是一个“典型的稻草人” [32]。他们认为，卢金诺夫和海特将心理健康意识的进步、以及边缘化群体对安全感的合理需求，错误地解读为脆弱和无理取闹 [32]。
性别与代际偏见：有批评声音指出，这本书的潜台词可以被解读为“两个年长的男人对……女性在环境中获得或行使更大控制权的方式感到恼火” [32]。这种观点认为，卢金诺夫的分析框架未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年轻一代，特别是年轻女性在社会和校园中所面临的真实挑战。
对安全措施的误读：反对者辩称，触发警告和安全空间等措施并非旨在审查或逃避困难话题，而是为了向个体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自主权，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学习体验 [32]。
对DEI的简单化攻击：对《The Cance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评论中，有观点认为其将多元、公平和包容（DEI）倡议视为思想不自由的主要根源，是一种过于简单化和带有偏见的归因 [57]。
第六部分：倡导者之间的对话：将卢金诺夫置于言论自由的版图之中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卢金诺夫的独特贡献，有必要将他的思想与其他著名的言论自由倡导者进行比较和对照。通过分析他的学术联盟和思想共鸣，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他在当代言论自由版图中的位置。
智识联盟
卢金诺夫通过与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学者合作，极大地增强了他论点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合作关系不仅是学术上的，也是战略性的。
纳丁·斯特罗森（Nadine Strossen）：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前主席，斯特罗森是自由派法律界的标志性人物。她与卢金诺夫合著了《The War on Words》 [17, 43, 44]。他们的合作意义重大，因为它体现并强化了卢金诺夫一贯主张的观点：言论自由是一项无党派的、“永远激进的理念”，对于推动进步事业至关重要 [58]。斯特罗森的参与为他们的共同项目提供了来自自由派建制内部的强大背书，有力地反驳了那些声称卢金诺夫服务于右翼议程的批评。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与社会心理学家海特的合作是卢金诺夫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海特提供了补充卢金诺夫法律和轶事证据的科学与心理学框架 [1, 3, 59]。这种跨学科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异常强大的论证，将言论自由问题与青年心理健康、育儿方式和认知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些关键的合作关系构成了一种巧妙的“意识形态三角定位”策略。通过与斯特罗森这样的自由派权威和海特这样的中间派学者结盟，卢金诺夫成功地将他的论点定位为一个基于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有原则的中间立场，而不是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右翼的宣传。这种策略帮助他建立了一个更广泛的联盟，并使他的核心论点免于被轻易地贴上党派标签而遭 dismiss。
思想上的共鸣
- 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卢金诺夫的思想与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劳赫的观点有深刻的共鸣。劳赫在其著作《知识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中提出的观点，与卢金诺夫的认识论理据不谋而合 [17, 60]。两人都认为，言论自由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人表达的权利，更在于它是一个社会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该系统用于从谬误中筛选出真理。卢金诺夫对劳赫的早期著作《善意的拷问者》（Kindly Inquisitors）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将其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相提并论，称其为“自密尔以来关于言论自由最好的著作” [60, 61, 62, 63]。这表明他们之间存在深厚的哲学一致性，都强调产生知识所需的话语过程和规范，而不仅仅是法律权利本身。
第七部分：前进之路：卢金诺夫提出的补救措施
面对他所诊断的文化和制度危机，卢金诺夫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强大的“言论自由文化”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涵盖了从个人和家庭到大学和整个社会的多个层面，其核心逻辑是，解决方案必须是诊断的逆过程。如果问题源于错误的思想和习惯的灌输，那么解决方案就必须是重新教育，培养与之相反的美德。
文化与个人层面的解决方案
卢金诺夫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必须是文化层面的变革，因为“仅靠法律无法保护言论自由” [2]。
- 培养智识谦逊：核心的解决方案是培养一种文化，鼓励人们认识到“我们都可能是错的” [20]。这种智识谦逊是进行真诚对话和辩论的前提。
- 恢复良好的民主习惯：他呼吁恢复那些鼓励容忍分歧的“良好而微小的民主习惯”和日常习语，例如“求同存异”、“各有所好”、“就事论事”等 [4, 22]。
- 育儿与教育改革：对于父母和教育者，他建议教授辩论技巧，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并允许他们经历“富有成效的挣扎”，而不是将情感舒适置于首位 [28, 29, 33]。
- 个人行为准则：他提倡个体践行宽容和仁慈，而不是妖魔化对手，并自觉抵制使用廉价的修辞伎俩来赢得争论 [22]。
制度与结构层面的改革
除了文化变革，卢金诺夫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性改革建议。
对大学的建议：
- 营造真正的“心理安全”：大学应创造一种环境，让异议不仅被容忍，而且受到欢迎，人们可以表达不同意见而无需担心报复 [5]。
- 废除政治试金石：禁止在招聘和招生中使用政治性的忠诚度测试，如强制性的DEI声明 [64]。
- 校友施压：鼓励校友利用捐款作为杠杆，向大学管理层施压，要求其保护校园内的言论自由 [64, 65]。
- 成为自由表达的典范：大学应努力成为自由表达的榜样，从而为学生进入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做好准备 [5]。
对更广泛社会的建议：
- 善用社交媒体：通过建立“更好的规则”和“更好的辩论方式”，将社交媒体的巨大潜力用于积极的社会进步，而不是加剧两极分化和愤怒 [28]。
这些解决方案共同揭示了卢金诺夫项目的根本性质：它本质上是一个教育项目。他认为，美国社会在自由主义的基本美德方面受到了错误的教育，因此需要进行再教育。因此，他提出的方案主要不是法律或政治层面的，而是教育和治疗层面的，旨在重塑一代人的认知和文化习惯。
结论
格雷格·卢金诺夫已经成为当代美国关于自由与表达的辩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是定义性的声音。他成功地将言论自由的讨论从法庭的狭窄领域，扩展到了教室、校园广场、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乃至家庭餐桌的广阔天地。通过其系统性的著述和不懈的公共倡导，他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诊断框架，将当代社会的许多紧张关系——从政治极化到青年心理健康危机——都归因于一种他称之为“安全主义”和“取消文化”的文化与心理弊病。在他看来，自由表达既是诊断这种弊病的工具，也是治愈它的良方。
卢金诺夫的巨大影响力体现在他成功地将“取消文化”、“安全主义”和“三大谬误”等概念注入了公共话语，为无数感到言论空间日益萎缩的人们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情感共鸣。然而，他的工作也引发了同样深刻和实质性的批评。批评者们从方法论的严谨性、框架的社会文化偏见，到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动机，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最终，卢金-诺夫的工作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自由社会内部的一系列核心张力：对情感和心理安全的渴望与自由主义对开放、有时甚至是令人不适的探究的要求之间的冲突；言论可能造成的真实伤害与仅仅是冒犯之间的界限；以及个人权利与社群价值观之间的永恒平衡。格雷格·卢金诺夫在历史上的地位，将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地说服一个日益分裂的社会——在这场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中，拥抱后者（开放探究）是实现前者（真正安全）的唯一可持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