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登机了。简单回顾一下打算探索的主题。
5年之后，总算再次得空，来到乡村。这一次是混了另一个团队，算是文化人类学为主。2019年是和乡建团队一起出行，可惜Covid-19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孩子们渐渐长大之后，在家教育的压力也大了起来，一年仅有的几次旅行，多是去到城市里上课培训。作为观察者的奢侈，已经很少有了。
但对于我和儿子David来说，暂时抽离当下的生活，作为观察者接触乡村，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David有些懵懂，一开始并不知道将要面临什么。他最后的评论是，物价便宜，没有toilet，床下有蚂蚁……
但我们这一次的主要访谈对象，则是一位12年委身在乡村的真实的人。可以看得出，他的生活是一团乱麻，有机农业创业者的996甚至007，将这些年的得失与代价涂抹得无人敢于揭露。我试着想要了解他的生活，他如何在乡村安顿自己的身心，安排自己的家庭，但因为日程和活动的限制，这一次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除了观察这个项目之外，我接着几天的出行间歇，尽可能多地和与会的同伴交谈。第一日选择搭乘了来自景颇族的排弟兄的车。David和他带来的两个孩子混熟了，就带着他们玩，讲故事，做游戏。我也有一点时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婚姻，在子女教育上的分歧和焦虑。第二日在听“非虚构写作”的讲座时，有机会与北京电影学院的俊维聊了几句，加上其他零星的对话，多少也了解一点这位有思想、有文字与影像、有行动力的年轻人。第三日我们去了山里的一间哈尼族教会，访问了教会的长老和他的儿子。有些“农闲”的时光，和来自广州的翌梓律师聊了一下。借着讲座的分享了解了卢博士的研究，通过访谈的提问更多认识了傲霜与劼漪，也在晚间的烧烤和音乐中认识了其他几位与会者。
到了最后一晚，水哥、鸡哥和我做了一点复盘，终于把David和起初熬到睡眼惺忪，而我们干掉了两瓶精酿，才各自预备接下来的不同工作。因为放假期间我要在重庆做一个培训，所以无法继续跟进后面的安排，我和水哥就带着David提前回重庆了。
2019年，我刚回国，周立兄知道我的难处，邀请我参加了他组织的乡村建设考察。自然，跟着一群“大佬”了解中国的乡村，于我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活动。后续的许多思想和行动，可以说都来自这次活动所积累的经验。旅行本身所展开的经验，与在地工作者接触的经验，观察不同层级的乡镇官员与普通农户，长途旅行所带来的对话机会，几乎抵消了之后疫情三年的封闭所带来的郁结。
大体而言，这一次工作坊的经验，也可以帮助我接下来安息年的分析，对来年H2O的重新展开和“跨文翻译”的收缩计划，带来一些影响。往往一次旅行所积累的话题，足以支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写作。
以下仅作为知识的“搬运工”，暂不展开。
成长的契机在于跨文化接触。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跨文化交流（冲突）。我应该常常寻找出来的机会。
抽离日常生活，接触新的朋友，总是带来思想和行动资源。突破无力感的尖锐经验，是需要个体用时间为代价来换取的。
“非虚构写作”战胜“报告文学”的契机，在于中产阶级的作者和读者丰满起来。或者说，因着社会转型的文学回应。我本来打算写一个以隐喻为主的小书，现在有些转念，也许应该尝试一下面向城市中产基督徒的“非虚构写作”。
每一次出行所带来的焦虑感，集中在“生活在别处”、“看见其他学科的有趣之处”、“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几个方向上。但回到城市里，我还要继续面对我的“跨文翻译”deadline日渐逼近，编辑将60万字书稿全部差评的压力。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汉锋来问我“新约教义进程”的封面设计，我一时失控就向他发泄了几句。一位译者的语言风格非常独特，有些“宁拙毋俗，不坠古意”的生涩感，我认为翻译得很好，特意没有修改。但编辑将一本书全都否了，接下来我需要完全抹去他的文字，调整为媚俗流畅的风格，心中实在有些郁颟。我对汉锋说，日后不再以“跨文翻译”团队的名义为其他译者兜底了。带出优秀译者的事，还是让那些编辑去做吧。
回家之后Emma安慰我，帮着我整理接下来的项目，拟定执行时间。大约安息年休息写书的计划是一半泡在水里了。至于“跨文翻译”团队，明年就原地解散罢。
于是乡村观察者的抽离与松弛，就再次变成了字斟句酌的老花眼。没有时间悲伤，我得赶一门希腊文释经的课程翻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