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一位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送文案，教授“圣经神学”，一人200元。又见一位主内著名学者的课程，“中国文学XX讲”，一人1200元，团购1000……
那天Ian问我，为什么不收费呢？我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大概我的工作坊不是什么热门课程，主要受众是传道人。他们没有什么钱，而于我则是“不做就有祸”的事工吧。另一方面，即使收了钱对于我的生活需要也于事无补，我的收入不在于此。不收费也更自由，可以临时停课，可以不批改作业（也不逼着大家做作业），可以随意超纲，随意拖堂，或者随意多讲一些。
我也知道，一旦收费，就成为一个“精算”问题，需要核算目标客户，计算盈亏平衡点，根据潜在报名人数和定价的反比关系，设计报价区间。另外，对于课程的设计也就讲究了起来，既不能讲得太多，也不能让客户觉得毫无价值……嗯，这样的工作需要团伙作案才行，至少也需要小编的帮助才行。
我有一位朋友做过一段时间订阅制，按年收费，每周提供几篇有价值的文章。但这样做就是预支了自己的时间，承诺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定期要更新输出。我第一眼看去就觉得这事不可持续，因为他的订阅价格很高（当然，对于真正需要这些文章和知识的人来说，对于努力生产这些知识的人来说，大约也可以算是合理）。我担心的是，如果亚伯拉罕的精神后裔们都和亚伯拉罕一样，“有50个订阅用户，你就得按照承诺做事吧”……“有10个订阅用户，你就得每周翻译1万字吧……”但这样一来，一年的订阅费虽然单价看起来实在是高得离谱，但对于仅仅10个订阅而言，一年翻译200篇文章的价值又可以说低得离谱，总之是做不下去的。我的意见是尽早把订阅费退还，一开始就不做为好。不过他还是坚持了6个月，算是尽力而为的维持了事工，直到终于支撑不下去才放弃了。
许多年前，一位好友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全职，对我说，“你的需要，我来为你想办法筹款。”我眼都不眨就拒绝了，微笑着对他说，还是我来免费上课，继续我做翻译的兼职，偶尔为了你的事工筹款吧。我不好意思告诉他，我家的花销是有些大的，所以最好是不对他说起我们家的“需要”为好，免得大家都有点尴尬。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他也成家立业，有了孩子（们），花销也渐渐大了，大概也就知道我从前不说也罢的苦心。
后现代文化里另有一说，就是所谓“话语的权威”。再好的内容，在自媒体时代都需要赢得听众，获得话语权。我是懒得去竞争话语权的，不想进入低端下沉市场去做什么“文案”，所以大概也只能听之任之的做一点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罢了。Linus，Richard Stallman，Don Knuth们都是这样，算是IT精英们的传统项目。
下午送David去打球，Emma和Angela陪着David，我和Lisa去了办公室。做好一杯咖啡，顺手要训练前几天补充了数据的模型，预测一个实例。但调入数据之后，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我的GPU只有8G显存，而我的数据需要9.8G内存。纠结了半天，换成CPU来跑，把CPU拉到85%，内存拉满，终于以windows蓝屏结束。
区区5万条记录的高斯过程回归，就在这里挂掉了。当然，我是早已经知道这算法的计算复杂度是O（n^3），推理复杂度是O（n^2），只是没想到离线训练，在线预测也做不到，就死在算力不够的bug上了。
回家之后重新用神经元网络把数据跑了一遍，做了一个100K的小模型（和那些动辄7B、10B的模型相比较，实在是很小），勉强把趋势跑正确了。于是洗碗，预备明天David的生日活动，静心默想明天要讲道的经文，打算睡觉。
比起工作坊和讲道，大概我更喜欢编程和数学建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