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教2030"运动评估：愿景、现实与挑战

引言

• 概述与定位

“中国宣教2030”（Mission China 2030）运动，是近年来由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特别是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群体，发起的一项引人瞩目的跨文化宣教倡议 ¹。该运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教会在经历数十年的快速增长与本土化发展后，开始将目光投向普世宣教的广阔禾场，也恰逢全球基督教重心从西方转移至全球南方与东方的历史性时刻，并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崛起的时代背景相互交织 ¹。这一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其本土发起性质以及所提出的宏大目标，使其成为观察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国宗教与政治互动以及全球宣教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

本报告旨在基于已发表的文献资料、相关网站信息以及对近年中国社会政治与宗教政策环境的分析，对"中国宣教2030"运动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报告将深入探讨该运动的起源、设定的目标、为实现目标所做的实践努力、遭遇的内部挑战，并着重分析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与宗教政策环境如何深刻影响了该运动的实际成就与未来可行性。

• 研究方法与结构

本报告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综合梳理和评估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包括宣教机构的报告与分析（如洛桑运动相关文章）、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教会发展、宣教运动及宗教政策的论文）、新闻报道、以及政府层面的信息（如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报告力求客观呈现运动的内部视角（目标、宣称的进展）与外部观察（社会政治现实、政策限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评估。

报告结构将遵循以下逻辑脉络：首先介绍运动本身的缘起、目标与早期策略；其次，审视运动在实践层面的探索与内部反思；接着，分析自运动发起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及宗教政策环境发生的显著变化；然后，评估这些外部环境变化对运动产生的具体影响；最后，进行综合评估，并对运动的未来趋势做出展望。

第一部分：“中国宣教2030”：愿景的形成与目标的确立

• 1.1 运动的缘起与背景

“中国宣教2030"运动的正式提出或愿景形成，通常追溯至2013年至2015年间。一个关键的节点是2013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亚洲教会领袖论坛（Asian Church Leaders’ Forum），一批来自中国大陆（主要是未登记的城市家庭教会）的领袖在此与全球及韩国的福音派领袖会面，共同探讨中国教会在普世宣教中的角色，并初步勾勒了"中国宣教2030"的蓝图 ¹。

与早期以农村教会为主导的宣教运动不同，“中国宣教2030"的核心推动力量显著地来自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家庭教会 ¹。这些教会通常拥有相对更丰富的资源、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其领袖群体在神学反思和教会治理方面也展现出新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该运动的发起与全球性的福音派网络，特别是洛桑运动（Lausanne Movement），存在一定的联系。在2013年首尔的会议上，时任洛桑运动主席的道格·柏索（Doug Birdsall）和执行总监/会长迈克尔·吴（Michael Oh）等全球领袖的参与，表明了双方的对话与互动 ¹。时任洛桑东亚区主任大卫·罗（David Ro）撰写的文章也记录了这一运动的兴起，暗示了洛桑运动可能在理念传播或平台搭建方面对"中国宣教2030"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¹。

同时，“中国宣教2030"运动也被视为对更早期的"回归耶路撒冷运动”（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BTJ）的一种承续和发展 ¹。BTJ运动，主要由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教会推动 ²，曾提出派遣十万名宣教士穿越中亚、中东，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宏伟目标 ³。然而，BTJ运动因准备不足、策略粗放、缺乏足够支持等原因，面临宣教士流失率高等挑战 ¹。相比之下，“中国宣教2030"似乎试图吸取BTJ的教训，更强调建立健康的差派基地、促进教会合一以及与普世教会的连接 ¹。其目标数字（2万）也比BTJ的（10万）更为"务实” ¹。这种从"回归耶路撒冷"到"宣教中国"的名称和目标调整，可能反映了城市教会领袖在宣教理念上的一种战略性转变，试图采取更具可持续性、结构化，或许也更审慎地考虑政治敏感性的路径。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该运动雄心勃勃的启动（约2013-2015年）恰逢中国宗教政策开始显著收紧的时期。习近平于2015年正式提出"宗教中国化"方针 ⁴，随后一系列更为严格的法规（如2018年《宗教事务条例》）相继出台。这意味着，“中国宣教2030"从一开始就设定在一个对其实现日益不利的宏观环境中。其公开宣示的宏大目标（如派遣2万名宣教士），在客观上可能增加了运动在国家加强对未登记宗教活动和涉外宗教联系管控背景下的可见度和脆弱性。这种时机上的"巧合"揭示了运动发起者可能对其即将面临的政策环境变化的严峻性缺乏充分预期或准备，为运动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结构性的挑战。

• 1.2 核心目标与内在驱动力

“中国宣教2030"运动的核心量化目标是：到2030年，中国教会能够差派20,000名合格的跨文化宣教士到海外服事 ¹。除此以外，该愿景也通常包含在国内推动城市教会植堂以及向中国境内约500个未得之少数民族群体传福音的目标 ¹。

驱动这一宏大愿景的内在动力是多方面的：

• 1.3 早期宣示与策略重点

运动发起初期，其倡导者在不同场合强调了一些关键的策略重点，旨在避免重蹈覆辙，确保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些重点包括：

• 建立健康的差派基地和结构 (Building Healthy Sending Bases): 认识到宣教士的有效差派需要坚实的后方支持，包括系统的培训、完善的管理、持续的关怀和资金保障 ¹。

• 促进地方教会的合一 (Fostering Unity among Local Churches): 强调推动不同背景（城市与农村）、不同网络（家庭教会内部）的教会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宣教使命 ¹。

• 以谦卑姿态与全球教会连接 (Connecting with the Global Church with Humility): 寻求与普世教会建立伙伴关系，学习经验，获得支持，但同时强调要避免骄傲，以仆人的心态参与全球宣教 ¹。

一些相关的宣言或会议声明（如可能存在的"中国宣教2030宣言” ^11^）也体现了这些早期的策略构想。然而，这些理想化的策略设想很快就将面临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严峻考验。

第二部分：运动的实践探索与内部审视

• 2.1 动员、培训与差派机制建设

为了推动"中国宣教2030"的愿景，相关教会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

• 大型会议与动员: 从2015年起，连续在香港（2015）、韩国济州岛（2016）、泰国清迈（2017）等地举办了数届规模较大的"宣教中国"或类似主题的大会 ⁶。这些会议在传递异象、凝聚共识、动员参与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吸引了数百甚至上千人表达宣教心志。然而，也有观察指出这些大会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即现场的感动和立志者众多，但后续能够转化为实际、持续宣教行动的比例并不高 ⁶。

• 培训资源的利用: 在宣教士培训方面，一些标准化的课程得到了应用。例如，在线宣教动员课程"Kairos”（把握时机）在中国教会中被广泛推广，据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了该课程 ²。这显示了网络平台在知识普及和初步动员方面的潜力，尤其是在大型实体聚会受限的环境下（如后来的新冠疫情期间 ^12^），网络成为维持运动动力的重要方式。

• 差派实践与网络: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家庭教会确实已经差派了一定数量的宣教士。有报告指出，已有数百名宣教士被派往中亚、中东、东南亚和北非等地 ¹。一些具有特定资源的教会群体也参与其中，例如温州教会利用其遍布海外的商业网络进行宣教活动 ²。此外，运动也尝试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例如，非洲动员倡议（MANI）在2016年的会议上邀请了"中国宣教2030"的领袖，寻求合作以接触在非洲居住的华人 ^13^。

• 机构化尝试: 为了使宣教工作更具持续性和专业性，一些本土的差传机构开始涌现 ^14^。然而，这些机构大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资金、经验、管理等方面仍需大量支持和完善。同时，与海外宣教机构的合作虽然能带来资源和经验，但也增加了被政府视为"境外渗透"的风险 ^15^。

这种以大型会议和网络课程为主的动员模式，与中国日益收紧的宗教活动空间（特别是对大型聚会和跨境联系的限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5^。这种模式可能在运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点火作用，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受到了严重挑战，可能并未有效地转化为大规模、长期的宣教士部署。这或许解释了"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即动员的热情难以通过稳固的、适应现实环境的结构来承接和转化。

• 2.2 内部报告与挑战认知

从运动内部或接近运动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对其进展的叙述往往与外部评估有所不同。内部报告可能更侧重于属灵层面的动员，如祷告会的联合与持续 ^12^，或是分享个别宣教士的感人见证和经历。

同时，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面临的挑战。一些文献记录了内部的反思，指出了运动在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难 ⁶：

• 准备不足: 包括宣教士在语言、文化适应、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准备不足。

• 根基薄弱: 指宣教的神学基础、差传策略思考不够深入和成熟。

• 支持体系匮乏: 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完善的后方管理和对宣教士及其家庭的持续关怀。

• 跨文化挑战: 宣教士在异文化环境中面临巨大的适应压力和心理挑战。

更深层次的挑战来自于中国宣教士自身的身份建构。有研究指出 ^10^，中国宣教士的身份认同深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

• 文化价值观: 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主义（对家庭的责任感）、面子文化（对声誉和关系的看重）、权威主义（对领导的顺从）等，这些可能影响他们在团队合作、跨文化沟通和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方面的表现。

• 民族主义情绪: 潜在的汉族中心主义可能导致在与其他民族互动时的文化隔阂或冲突。

• 神学背景: 强调苦难价值的"苦难神学"、相对保守的基要派神学传统以及五旬节派/灵恩派的影响（如强调属灵争战、能力交锋），这些塑造了他们对宣教使命和实践方式的理解 ⁵。

这些内在的身份特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苦难神学可能赋予宣教士在艰难环境中的韧性和牺牲精神 ²；另一方面，某些文化或神学特质可能成为跨文化服事的障碍 ^10^。更复杂的是，这种内在的身份认同过程，与外部环境中"宗教中国化"政策所施加的压力（要求宗教身份符合国家定义的"中国特色"）相互作用 ⁷，给中国宣教士带来了双重的身份调适挑战：既要处理自身文化背景与宣教对象文化之间的张力，又要应对国家权力对其宗教身份的塑造和规训。

• 2.3 成果衡量与争议

准确衡量"中国宣教2030"运动的成果极其困难。

• 数据困境: 关于实际差派的宣教士数量，缺乏可靠、统一的统计数据。不同的报告或估算给出的数字差异很大，且难以核实 ²。这既与家庭教会运作的非公开性有关，也可能与运动本身缺乏有效的统计机制有关。可以确定的是，实际差派人数与20,000人的目标相去甚远。

• 运动的持续性: 尽管大型实体会议因疫情等原因中断 ^12^，但运动并未完全停止。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的联合祷告、线上培训等活动仍在持续，显示出一定的韧性和适应性。这表明运动的生命力可能更多体现在精神动员和网络连接上，而非实体组织的扩张。

• 争议与质疑: 该运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和质疑 ⁶。批评者不仅质疑其宏大目标的可行性，也对其宣教策略的成熟度、神学准备的深度以及对潜在风险的评估提出了疑问。

第三部分：变迁中的中国宗教生态（2015年至今）

自"中国宣教2030"运动发起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宗教政策领域，经历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理解这些变化对于评估该运动的处境至关重要。

• 3.1 政策转向：“宗教中国化”

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方针 ⁴。这一政策的核心要义是，要求中国的所有宗教，无论本土或外来，都必须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上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在文化上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⁷。这不仅仅是文化适应的要求，更带有强烈的政治规训色彩。

“宗教中国化"尤其针对被视为具有"境外背景"或"渗透风险"的宗教，如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和伊斯兰教 ⁴。具体措施包括：要求宗教教职人员加强政治学习，宣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义；对宗教经典进行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的阐释（甚至有报道提及修改圣经故事 ^20^）；改造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筑风格，去除"阿拉伯化”、“西方化"的特征（如拆除清真寺圆顶、教堂十字架等 ^16^）；在宗教场所升国旗、唱国歌等。

• 3.2 法规收紧与执行强化

配合"宗教中国化"的政治方向，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进行了修订并强化了执行力度。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2018年2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 ⁷。该条例及其后续出台的一系列配套规章（如关于宗教教职人员管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等的新规 ^22^），构建了一个对宗教事务进行全面、细致管控的法律框架。

新条例的关键特点包括：

• 明确管理原则: 强调"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 ^25^，为限制甚至取缔未登记宗教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 强化属地管理: 赋予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及以下）更大的宗教事务管理权限和责任 ^25^，允许其对"非法"宗教活动进行查处。

• 严格规范活动: 对宗教团体的成立、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与管理、宗教教职人员的资格认定与行为规范、宗教活动的举办（特别是跨地区或大型活动）、宗教出版物的发行、接受捐赠（尤其是境外捐赠）等方面都做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 ^25^。

• 限制涉外联系: 明确规定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禁止境外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开办宗教院校、擅自招收留学生或者从事传教活动 ^25^。

• 禁止宗教教育: 严格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或组织其参加宗教活动 ⁴。

• 网络空间管控: 2022年3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网络讲道、宗教教育、发布宗教信息等行为施加了严格的许可和内容审查要求 ^26^。

更为关键的是，自2018年以来，各级政府对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显著加强。以往在某些地区存在的对家庭教会等未登记团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或容忍空间被急剧压缩 ⁴。美国国务院历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以及多家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报道均证实，针对未登记宗教团体的骚扰、拘留、逮捕、判刑、场所关闭或拆毁事件普遍发生，且呈现系统化趋势 ^20^。

• 3.3 对家庭教会的冲击

这一轮政策收紧对长期游离于官方体系之外的家庭教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 法律地位的困境: 家庭教会因拒绝加入官方"三自爱国运动"（TSPM）和接受其管理，在法律上普遍被视为"非法" ^32^。新条例的严格执行进一步固化了其非法地位，使其聚会活动随时面临被取缔的风险。拒绝登记的原因复杂，包括对三自会历史角色的不信任、神学立场差异、对政府干预教会内部事务的反感以及对保持信仰独立性的坚持 ^32^。

• 标志性打压事件: 2018年前后，一批具有全国性影响力或规模较大的城市家庭教会成为重点整治对象，如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锡安教会 ^16^、以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参与著称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 ^16^、以及广州荣桂里教会 ^16^、厦门巡司顶教会 ^35^ 等均被当局以"非法社会组织"等名义取缔。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王怡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被判处九年重刑 ^16^。与此同时，在河南等省份，地方政府发起了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合并或关闭大量（包括部分三自体系内）教堂的运动 ^16^。

• 生存策略的调整: 面对高压态势，许多原先规模较大、相对公开的家庭教会不得不调整生存策略，化整为零，转入更小型化、分散化、网络化、也更隐蔽的家庭聚会模式，以规避风险、保存实力 ^15^。

• 3.4 技术监控与社会管控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当局强化社会管控和宗教事务管理提供了新的工具。

• 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监控: 遍布城乡的网格化管理系统，将社会管理责任落实到最基层，使得对包括宗教活动在内的各类社会动态的监控更为精细和无处不在 ⁷。基层网格员可能被赋予收集宗教活动信息的任务。

• 高科技监控手段: 当局投入巨资建设"天网"等监控系统，在公共场所乃至宗教场所内部署大量高清摄像头，并结合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公民活动进行严密监控 ^15^。有报道称，许多教堂被强制要求安装监控设备 ^15^。

• 网络审查与信息封锁: 互联网成为宗教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也因此成为管控的重点。当局通过防火墙、关键词过滤、内容审查、平台自我审查等方式，严格限制和删除网络上的宗教信息，包括讲道视频、宗教文章、圣经销售链接、甚至社交媒体上提及"耶稣"、“圣经"的帖子 ^16^。宗教类应用程序被下架，宗教相关的网站和公众号被封禁。

• 跨境追踪与施压: 当局的监控和管控并未止于国境线。有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利用技术手段和人力情报，对在海外的宗教异议人士、少数民族（如维吾尔穆斯林）和宗教团体成员（如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并通过骚扰、拘押其国内家属等方式进行"跨国镇压”，试图阻止他们在海外的活动或迫使其回国 ^29^。

综合来看，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控呈现出系统性、协同性、技术化和常态化的特征。这并非零星个案，而是由顶层设计（“宗教中国化”）驱动，以法律法规（新《宗教事务条例》）为依据，通过行政力量（基层政府执行）和技术手段（监控、审查）共同实施的全面战略。其目标是压缩非官方认可的宗教空间，将所有宗教活动纳入国家严密管控的轨道，确保宗教服从于党的领导和国家利益。虽然宪法条文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正常宗教活动"的模糊定义以及后续严苛的法规和执行实践，使得未登记的家庭教会等群体在现实中几乎无法享有该自由。法律框架本身成为了限制而非保障其权利的工具，其活动在现行体制下被天然地视为"非法"或"不正常"，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

第四部分：外部环境对宣教运动的影响评估

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宗教领域采取的"中国化"政策和日益严格的管控措施，对"中国宣教2030"运动的实践和前景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 4.1 目标可行性面临的严峻挑战

运动核心目标——到2030年差派20,000名海外宣教士——的可行性，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 组织化差派的困难: 大规模、有组织的宣教士培训、选拔、差派和支持，需要相对稳定和开放的环境、合法的组织载体以及畅通的内外交流渠道。然而，政府对未登记宗教活动的严厉打击 ^16^，对大型聚集的限制，对宗教教育的禁止 ⁴，以及对跨国宗教联系的高度警惕 ^15^，使得建立和运作这样的差派体系变得极其困难和高风险。公开的大规模差派几乎已无可能 ⁷。

• 资源与网络的限制: 新《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组织的财务管理、接受境内外捐赠进行了严格规定 ^25^。对于本身就缺乏合法地位的家庭教会而言，筹集支持大规模海外宣教所需的资金变得更加困难，且容易触犯法规。同时，政府对"境外渗透"的防范 ^25^ 和对国际联系的限制 ^15^，也切断了许多本土教会与海外伙伴（包括资金、培训、经验分享等方面）的合作网络，进一步削弱了其差派能力。

• 人才培养与流失: 宣教人才的培养需要系统的神学教育和跨文化训练。然而，宗教教育禁令 ⁴ 限制了年轻一代的培养；对现有神职人员的政治审查和效忠要求 ^20^ 可能导致一部分不愿妥协的教牧人员边缘化；对敢于发声或组织能力强的教会领袖的抓捕和判刑 ^16^，则直接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领导力的真空。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合格宣教士的储备和供应。

• 4.2 家庭教会差派能力的变迁

面对严峻的外部压力，家庭教会的运作模式和差派能力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 运作模式的调整: 如前所述，许多家庭教会转向更分散、隐蔽、网络化的运作模式 ^15^。这种模式有助于在强压下维持信仰社群的生存和基本的宗教活动，但其去中心化、碎片化的特点，不利于集中资源、统筹规划和执行需要高度协调、长期投入的大规模宣教项目。

• 领导力真空风险: 对核心教会（如秋雨、锡安）及其领袖的定点清除，不仅打击了这些教会本身，也对更广泛的家庭教会网络产生了寒蝉效应，可能导致有能力、有异象的领导者不敢或无法承担起推动大型事工（如宣教运动）的责任，形成领导力断层。

• 宣教重心的可能转移: 在"走出去"面临巨大障碍和风险的情况下，一些教会和信徒可能会将宣教的重心转向国内。面向国内众多未得之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或城市新兴群体的宣教，虽然同样受到政策限制，但相比跨国宣教，其政治敏感度和操作难度可能相对较低。当然，即便是国内宣教，也必须在严格的管控下进行。

• 4.3 跨文化宣教的新风险与敏感性

对于那些仍然尝试进行跨文化宣教的中国教会和个人而言，除了传统的挑战外，新的风险和敏感性日益凸显。

• 地缘政治因素: 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拓展其在沿线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15^。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可能干扰中国与这些国家（特别是政治、宗教环境复杂的穆斯林国家）关系的因素都会受到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非官方的、可能被视为具有"传教"性质的宗教活动，很容易被当局视为破坏稳定、影响国家战略的潜在风险点 ^15^。2017年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因疑似从事宣教活动而被绑架杀害的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例证，该事件一度引发中巴两国高层关注 ^15^。

• “抵御渗透"原则的延伸: 《宗教事务条例》明确将"抵御渗透"作为管理原则之一 ^25^。虽然该原则通常被理解为防范"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但在实践中，当局可能将本土教会发起的、与海外有联系的对外宣教活动也纳入"渗透"或"被渗透"的范畴进行审视和限制，担心其受到"境外势力"操控或引发不可控的外交后果。

• 国家安全话语的泛化: 中国政府倾向于将某些宗教活动（特别是未登记的或被视为"极端"的）与国家安全威胁（如分裂主义、恐怖主义）联系起来 ^30^。这种将宗教问题泛安全化的做法，使得即便是合法的、和平的跨文化宗教交流也可能被置于国家安全的放大镜下审视，增加了其政治风险。

这种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与宗教管控政策的紧密交织，意味着中国教会的跨文化宣教空间不仅受到国内宗教政策的挤压，更受到国家整体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深刻影响。这使得独立于官方体系之外的跨文化宣教活动变得异常敏感和高风险。

• 4.4 策略调适与"创造性差派"

面对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教会的宣教实践者不得不进行策略上的调适。

• 从公开到隐蔽: 以往相对公开的动员大会、差派仪式等形式难以为继，宣教活动可能更多地转向低调、个人化、甚至秘密的方式进行。

• 专业身份掩护: “帐篷宣教”（即宣教士以世俗职业身份进入宣教工场）的模式可能更受青睐，例如通过经商、留学、技术援助等方式，在当地建立联系并伺机开展福音工作 ^40^。

• 去中心化与本土化: 未来的宣教模式可能更加依赖去中心化的网络，而非大型机构的统一协调。强调与当地教会和信徒建立伙伴关系，支持本土事工，而非由中国宣教士主导，可能成为更可行和可持续的方式 ⁷。

• “创造性差派”(Creative Sending): 一些研究中提到了"创造性差派"的概念 ⁵，这可能指在严格限制下，采用各种灵活、变通、非传统的方式来实现宣教目标。其具体内涵和实践方式仍有待观察和研究，但它暗示了在压力下寻求突破的可能性。

这种持续的高压环境，可能在中国教会内部产生复杂的效应。一方面，可能导致一种"内卷化"现象，即教会因外部空间受限而将更多精力转向内部事务、灵命追求或在有限范围内活动，从而削弱向外拓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宣教信念极为坚定、受苦难神学激励的个体或小群体而言，压力也可能激发更强的韧性和创造力，产生一种"外溢"效应，促使他们通过移民、分散渗透或高度个人化的方式，继续寻求实践宣教使命，尽管其规模和可见度远不及"中国宣教2030"最初的设想。

第五部分：综合评估与未来展望

• 5.1 成就衡量：理想与现实

综合来看，“中国宣教2030"运动的成就需要从理想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评估。

• 目标达成度: 就其核心量化目标而言——到2030年差派20,000名海外宣教士——在当前中国严峻的宗教政策和社会管控环境下，基本可以判定已难以实现 ⁷。实际差派人数与目标相距甚远，且未来大规模增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象征意义与动员效果: 尽管量化目标落空，但该运动在中国教会宣教史上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集中反映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中国（特别是城市）家庭教会宣教意识的觉醒和普世视野的拓展 ¹。运动的提出和早期的动员活动，无疑在一定范围内激发了宣教热情，推动了相关神学反思和讨论，提升了中国教会在全球宣教版图中的能见度。

• “软成果"评估: 除了象征意义，运动可能也产生了一些"软成果”，例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教会网络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尽管合一程度有限）；推动了宣教培训资源（如Kairos课程）的引进和本土化；积累了宝贵的（即使是伴随着失败和挫折的）跨文化宣教经验；并可能催生了一批对普世宣教有持续负担的个体和小型团队。

鉴于外部环境的巨大制约，仅仅以是否达成20,000人的数字目标来评判"中国宣教2030"运动的成败是不全面的。或许需要重构评估标准，更关注其在推动中国教会宣教理念发展、激发内在动力、培养适应性能力以及在逆境中探索宣教神学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其真正的"成就"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作为催化剂，促进了特定群体在面对挑战时的神学深化、策略调适和坚韧宣教身份的塑造。

• 5.2 运动的韧性与调适

尽管面临巨大压力，源自"中国宣教2030"的宣教动力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展现出一定的韧性和适应性。

• 在压力下持续: 运动的精神或相关活动以改变了的形式在持续。网络祷告动员 ^12^、分散的小组聚会 ^15^、以及个别宣教士或团队以更隐蔽方式的坚持 ⁵，都表明宣教的火种并未完全熄灭。

• 神学根基的作用: 中国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在长期逆境中形成的某些神学特质，如强调背十字架和为福音受苦的"苦难神学”，以及对末世论和大使命紧迫性的认知，可能为信徒在艰难环境中继续坚持宣教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来源 ⁵。

• 适应性策略: 教会和宣教者正在探索适应新环境的策略，可能包括：更加注重建立真实的关系而非追求快速的"决志"数量；采取更长期、更深入的文化融入方式；利用专业技能或商业活动作为平台（帐篷宣教）；加强与当地教会的合作并赋权本土同工等。

• 5.3 未来趋势预测

展望未来，中国教会在"宗教中国化"和强监管的"新常态"下，其宣教模式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 运作模式: 宣教活动将更趋向隐蔽化、小型化、网络化和个人化 ⁷。大规模、机构化的差派将极为罕见，取而代之的可能是零散的、基于个人呼召和关系网络的"创造性差派" ⁵。风险将持续存在且可能进一步升高。

• 宣教重心: 鉴于跨国宣教的巨大障碍和敏感性，教会的宣教资源和精力可能会更多地转向国内，例如向少数民族、城市边缘群体或新兴社会阶层传福音。但这同样会在严格的管控框架内进行。

• 海外华人教会的角色: 海外华人教会在连接、支持、培训和接应来自中国大陆的宣教士方面，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这层联系也可能被视为"境外关系"，给大陆教会带来额外的政治风险。

• 独特"中国模式"宣教的可能性: 在独特的政治压力、文化背景和神学资源（如苦难神学）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教会未来若能持续参与普世宣教，可能会逐渐发展出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传统模式，也区别于早期BTJ运动，具有自身特色的宣教路径和神学表达 ⁵。其具体形态尚待观察。

中国教会作为一个潜在的巨大宣教力量的兴起及其随后遭遇的强大制约，也使得全球宣教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南方的叙事变得更加复杂。它凸显了国家政治环境和政府管控在全球宗教流动中仍然扮演着强大的中介作用。中国案例表明，基督教信徒数量的增长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不受限制的全球宣教差派能力 ⁶。理解全球宣教的未来，不仅需要关注教会增长的动态，更需要密切关注像中国这样主要的非西方潜在差派国的具体政治和法律环境。

下表总结了"中国宣教2030"运动在几个关键维度的目标、现实与影响因素：

“中国宣教2030"运动评估：目标、现实与影响因素

评估维度 (Assessment Dimension)	运动目标/宣称 (Movement Goal/Claim)	观察到的现实/挑战 (Observed Reality/Challenges)	主要影响因素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相关文献索引 (Relevant Snippet IDs)
海外宣教士差派数量 (Number of Overseas Missionaries Sent)	目标：20,000 by 2030 1	实际数量远低于目标，数据模糊 7，进展受阻	宗教政策收紧 3，打压家庭教会 16，差派困难 15	1
国内植堂与少数民族宣教 (Domestic Church Planting & Minority Missions)	目标：数千教会，触及500族群 1	进展信息有限，同样受限于宗教管控	宗教中国化政策 3，对未登记活动限制 25	1
宣教动员与培训 (Mission Mobilization & Training)	大型会议 9，网络课程 5	会议效果有限 9，网络受审查 22，培训受限	疫情影响 12，网络管控 22，禁止宗教教育 8	5
差派结构与支持体系 (Sending Structures & Support Systems)	强调建立健康基地 1	本土机构初级 14，依赖海外联系受阻 15，资金受限 25	政策限制境外联系与资金 15	1
教会合一与合作 (Church Unity & Cooperation)	强调合一 1	家庭教会内部及与官方教会关系复杂，合作有限	官方分化策略，打压独立网络	1
运动韧性与适应 (Movement Resilience & Adaptation)	祷告动员 12，苦难神学 4	转向分散化 15，探索创造性差派 4	持续的管控压力 15	4

• 5.4 结论

“中国宣教2030"运动，作为中国本土教会（特别是城市家庭教会）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宣教意识觉醒的产物，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普世宣教愿景。它承载了中国教会偿还"福音债”、实践大使命、回应时代呼召的复杂驱动力，并试图在借鉴早期宣教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更可持续的差传路径。

然而，该运动的发起恰逢中国社会政治和宗教政策环境发生深刻转折的关键时期。自2015年以来，“宗教中国化"方针的确立、新《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以及日益严厉和技术化的管控措施，对以家庭教会为主体的该运动构成了系统性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大规模的组织化动员、培训、差派和支持体系建设在现实中步履维艰，其核心量化目标（派遣20,000名海外宣教士）已基本落空。

尽管如此，该运动所激发的宣教热情、引发的神学反思以及在逆境中展现出的韧性不容忽视。它可能以更分散、更隐蔽、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在特定群体中延续，并可能促使中国教会在压力下探索出独特的宣教模式。

评估"中国宣教2030"运动，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独特的、变动不居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态中进行理解。它既是中国教会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寻求向外拓展的内在需求的体现，也是这种需求与强大的外部环境限制剧烈碰撞的案例。中国教会在全球宣教格局中的未来角色，虽然潜力巨大，但仍将持续受到国内政治和政策环境的深刻塑造，其发展路径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值得国际社会和研究者持续关注。

Works c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