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 ——Wittgenstein
今晚就走。40小时的旅程，希望孩子们能坚持得住。最近的旅行要轻松很多了，不再需要提前问航司要什么摇篮或婴儿座椅。
一般认为，或者有人希望一般叙事与言说如此——Faith Mission就是穆勒那样等着“面包会有的”。但有远见的领袖，总是在奔波之中。
戴德生老师一生中多次返回欧洲和美国招人并筹集资金。以下是这些旅行的详细记录：
1860年：由于健康问题，戴德生首次返回英格兰，在那里他花了五年半的时间进行招募和筹款，然后在1866年与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一起返回中国 (Boston University) (Wholesome Words)。
1871年：戴德生回到英格兰，并于1872年返回中国 (Wikipedia) (Wholesome Words)。
1876年：他在再次前往英格兰后返回中国 (Wholesome Words)。
1877年：戴德生再次回到英格兰，然后在1879年返回中国 (Wholesome Words)。
1883年：又一次返回英格兰后，他于1885年回到中国 (Wholesome Words)。
1887年：他前往北美，并在同年返回中国 (Christian History for Everyman) (Wholesome Words)。
1890年：戴德生访问了包括瑞典、挪威和丹麦在内的几个国家，然后返回中国 (Christian History for Everyman) (Wholesome Words)。
1894年：戴德生经过美国再次返回中国 (Wholesome Words)。
1897年：他最后一次重要的旅行是经过美国，然后返回中国 (Wholesome Words)。
总体来说，戴德生至少有十次记录在案的返回欧洲和美国，专门为他的工作招募并筹集。这些旅行对于扩展中国内地会并通过国际支持和招募确保其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Boston University) (Christian History for Everyman) (Wholesome Words)。
语言有其基本的限制。到了某个地步，语言就不能再视为现实的联系。
过去几年，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我常常观察到那些匆忙得着走线窗口也得着道德借口的朋友们，以“最后一根稻草”的决绝，就此离开了。从此我们之间有了“五月花距离”，将来的洗衣小镇未必不会变为独立战争的“Washing-ton”。
这是我一生之中所见证的第二波“大迁徙”吧。前一波已经成为靠着回忆和会议过日子的老人，而新一波大概也将成为“大郎，服下用这剂conference，用语言感受行动的力量吧，你的思乡病这就要好了”。
周末两个女儿去朋友家过夜。在言谈之中，说到一位朋友，已经拿到签证，即将举家去北美某南部大学做全职“校园事工”。大概又是风萧萧兮易水寒，托特纳姆兮热刺。另一位朋友则提到某个“反向筹款”的旧人，大约去国之后生活也不易，语言和工作进展都不太顺利吧。
我在整理自己“安息年”的休息时间。大概不用讲道就是真的安息，去黄石公园看棕熊，算是额外的好处。除此之外，大概就是尽量见一点朋友，分析一下资源：
在国内做事的人是无法出声的。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得不到什么支持。
安全的发声，几乎总是在现场之外。比如，那些效法“雅威的声音发在水上；他老人家打雷在大水之上”的。但许多资源似乎就是汇集在了这样的外显名利场之中。
Dire Straits曾经借着一位工薪阶层对摇滚明星的观察，唱了一首“Money for nothin’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一个由Mark Knopfler主音吉他，Eric Clapton节奏吉他，Sting合唱，Phil Collins打鼓的演唱会版可以在这里听听 {{}}。
大概我想要沟通的——如果沟通还成为可能——就是尽量拉近我们的五月花距离吧。
我的朋友小鸡说的甚好，“他们总是说没有做事的空间，但我们高兴地做着事情，甚至都没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