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我会恍惚觉得自己还应该（能够、可以……）再读一个神学博士出来。在我比较空闲（但并不无聊）的那三年北美牧会生活中，我甚至认真交了学费，修了20个学分。上博士课程的愉快在于，课堂讨论的伙伴大多是非常有经验的veterans，而我向往那样的生活。

在骨子里，我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知识分子”，喜欢在人类知识大厦的墙上按手印，或者抠键盘。回到重庆之后，我一度特别渴望去北京参加“神归”们的聚会，讨论希腊文法。

但我后来渐渐把自己的地位放在了连接“知识分子”与“教会基本盘”的环节上，告别了我的“双博士”梦（我亲切的称为“双手互博”）。翻译、将先进的神学思想下沉、将教会向上提升、教导学术上够不上门槛的本科生……

我渐渐放弃了用德语、法语或荷兰语与那些牛津们讨论的可能性，或者说放弃了智性上愉悦的某种可能。

我开始观察进入（或远离）教会的知识分子。

有一次，我特地问一位我十分尊重的大姐，“为什么那些博士、教授、律师、企业精英们在教会里会听从一个没有学历的牧师？甚至在子女教育、婚姻、工作、心理压力纾解等显然属于专业的问题上也听从？”

她的回答耐人深思，“因为精英们都很忙。他们觉得忙碌的生活使得自己无法维持‘敬虔’，于是情愿听从看起来最‘敬虔’的那一位。”

对此，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经验。我从前的牧师实际上比这更激进，在我初信的时候曾这样对我说，“你的信仰还浅薄。如果我们两人同时为一个事情祷告，我得到的回答应该更加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你好好为我祷告吧，然后你就顺服我的判断好了……”我顺服了7年，终于离开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被自己逐渐成熟的释经学驱使，自我放逐了。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放逐。我观察到另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仍然“委身”在教会，甚至委身在一个用中文“独唱诗篇”的教会。有一天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热爱巴赫，那么热爱布鲁克纳。他们的属灵资源并不来自于教会，他们的心灵在别处得到滋养。

我有一个小推测，凡是巴赫的爱好者，都是我的同类，他们只是暂时缺少一点“释经学”的勇气。

我见过才华横溢的学者，委曲在教会里，将从前万事视为有损。我不止一次听到人叹息，从前这人的文章写得多好，但自从信主，就再也一无可取，全都是以JD为ZX的JD那样的牵强八股。他们是真正的流浪者，还在整合信心与恩赐。

但上周的出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自我放逐的可能。我见到一位熟读文本，在行动和思想上很符合圣经，但不愿意“认信”的知识分子。类似于西蒙娜薇依，被历史、身份、家庭所包扎，在雷诺汽车车间里与工人生活工作在一起。

我怀疑所谓“学者型牧者”的追求，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于我而言，这不过是通往“他施”的渡口罢了。约拿的祷告是有趣的，“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

是啊，海草缠绕我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