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年轻人联系我，希望到我这里来看看。我们从前没有见过，但正好这周有一门“讲道学”的课要开设，所以我就说，来听听吧。
他订了一个附近的旅店，每天和我一起去60公里之外上课，下午再一道回来，算是课堂上为数不少的旁听生之一。
关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和勾引，从前曾经略微讨论过。比如，“反向筹款”。一方面，去往西方神学院读书的神学生们，无论少年才俊还是资深牧者，在强势的文化与神学冲击之下，日后回来服侍的比例甚低，另一方面，受过良好神学教育的传道人对于日复一日面对服事之中“水平低下”的教牧要求与提问，日渐倦怠，总觉得对不起自己追求的高深学问。
凡此种种，在开设这门“讲道学”课程的时候，我都轻微展开讨论过。
过去三年，我参与到一个神学教育项目之中，致力于在西南地区二线城市以下的传道人（或年轻人）中开设神学本科（或者专科）。按照我对当下基督徒人口普查数据的理解，90%的国内基督徒是高中或以下的文凭，大城市里此起彼伏的“道硕”或“神硕”项目，多少有点miss the point。而更加需要的应该是本科水平的教育。
为此，我投入了相当一部分精力，从教学设计、一年亲授两三门课程、大纲和师资质量控制、行政管理甚至筹款，都有不少参与。三年期满，也有一点毕业生出来，在服事中的反馈挺好，同学们对我的教学认可度也还不错。
上一届结束之后，情势有了新的进展。因为各种因素（招生、提升资格等等），我们决定将接下来的项目提升为“道硕”。从计划开始，我就不太积极，觉得“道硕”不是当下的必要，而且在大城市中间满足各种需要的“道硕”项目甚多，不必耗费精力再来一个。
但我还是努力往前继续了一段时间，直到验证我的资质（高校教师资格证、道学硕士、工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无法给“道硕”项目上课的。总是需要神学博士、教牧学博士才行，甚至教育学博士也行。但折中的办法是，我可以在前50个学分里开几门基础课，以后就不行了。
一般而言，我希望每学期给学生们开设一门课。这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一个老师开设太多的课程，边际效益递减。第二，若要对学生发挥持久的属灵影响力，教育和关系的建立相辅相成，需要一定的延展性。
既然无法如愿，我就决定不再参与这个项目，而是彻底退出了。同工们也理解，就送了我一样非常漂亮的离别礼物。当然，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仍旧每天都忙不过来，也休息不过来。
谈到这次的上课，算是给这一批学生上的第一门课，也是最后一课吧。去年因为安息年，我没有时间，等到春节之后，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在服事（或者讲座、讲道、会议）工作上，我采用“先到先得”策略。本来应该三月开课，但因为提前安排了另一门课程以及出差，所以只能延后安排到了4月中旬。临到三月中，我正在土耳其出差，同工告诉我，因为另一门课的老师临时无法成行，所以我的课程提前到四月第一周，作为替补。虽然有些小小的为难，但我还是爽快答应下来。
又过了一周，我们上课的地点因为安全原因临时更改，去了一个相当相当远的地方。因为各种计划和家庭的需要，我只能临时决定每天通勤往返。
课程结束之后，我的同工告诉我，因为临时改变地点的缘故，项目没有经费了。所以，我可以选择免费开设这门课，也可以选择日后再领取补贴。
好吧，计划、时间、地点和经费都变得不再一样，也许下一次我应该直接开设“不再一样”。但这几乎是这个项目的附加值。但所谓下沉的事工，不过如此而已。作为一个在大学里和IT公司里做过职业人士，有过professional的团队合作经验的人，我更喜欢计划、资源和执行力相对强的团队。但在这几年的神学教育项目中，计划的改变与执行的不规范几乎是一种常态。我可以理解这种不便。按照我的“头发丝”理论，在不拉扯断裂的前提下，我希望尽量将合作的团队同工们往上提升，同时也接纳不那么“职业”的做法和习惯。
或者，我的每个事工项目都应该下沉到这个程度吧。
回到我的课堂。至少有两位学生是借钱来上课的。他们没有路费，甚至不知道上完课以后如何回家。他们在讲道练习的时候很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难处，一位女孩说到，听说本来我在三月份要开设的课推迟到四月，她失望和难过，已经想过这就去别处打工，挣了学费以后再来学习了。在我们的项目服事人群中，这是另一种常态。我本来计划在上完课以后将我收获的补贴给她，但我自己也没有。我只好对我的同工说，这次我不需要补贴了。以后有了经费，就资助那些没钱来上课的孩子们吧。
到了最后一天，照例是要请学生们分享这门课的收获和感想，建议和批评。一位从前听过我几门课的学生对我说，“希望张老师以后再多给我们上课。”
我有点难过，只好解释说，因为我们现在的项目成为“道硕”项目，所以这就是我能给大家上的最后一门课了。接下来就得请各路（多半是没有现场经验、没有在地经验的）神学博士来上课了。这是一个因为提升了项目资质而失去本地优秀师资（如果同学们对我的评价不是出于法利赛，而是更加撒都该）的遗憾故事罢了。
但感恩的是，学生们在这门课上准备和练习的18篇15分钟短讲，给了我很多的牧养和鼓励。有些旁听的学生本来不打算讲道，到了后来主动向我提出报名。那些从前没有经验、心中胆怯的学生，在讲台上敞开地分享自己的见证（许多是他们在自己教会里也不太敢讲出来的心里话），而那些有丰富讲台经验的传道人也借着这门课整理和反思自己的讲道，在对释经式讲道的理解，讲章结构和表现上都有提高。在我而言，并非是我在教导和牧养他们，而是透过观看他们的讲道、教会和信仰生活，提到他们的提问和关切，在接受圣灵的牧养，了解当下的属灵生态与处境。
而我总是有些担心，那些在强势文化处境下拿到神学/教牧学博士学位的老师们，是不是会乐于放低身架，下沉到这一群乡村小镇的传道人中间？而我们“提升”学位训练出来的未来“道硕”毕业生，是否又能继续在他们下沉的教会和事工中坚持下去？
好吧，回来的路上，我对从遥远的北方小城专程来看我，旁听我一周课程的年轻人说，我的事工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勾连神学院的先进神学与一线教会的需要之间。我们常常以城市中产基督徒的想象来看待的神学教育，只有到了这周接触的这个传道人群体，才算是完成了尽职调查。
一周过去了。我回到家里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现实的世界里，美国的股市在关税面前崩盘了，而我的“创世记”注释截稿日期又近了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