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碗的时候，听了【富乐米论坛系列十一】陈瑜 神学生时期的卡尔巴特——自由神学阵营中的信仰求索。我很少参加富乐米现场，因为时间不对付。如果家地不提供回放，大概他是觉得不会有什么损失。
几点感想。第一是关于学者（神学人）的生存状态。在一个遍布“古旧”，动辄回到500年前的今天或普利茅斯开拓史的文化中，一群致力于观念梳理和神学创新的学者，无法通过神迹医治或圣辅进入到医学和心理学的领域，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神学院可以容纳（按照曾劭恺的说法，他在求学阶段，他的导师还是建议他读博士要去大学，不要选择单独的神学院），人文学科的博士们大概也只能在大学里容身，否则就需要和教会所期待的简单神学思潮合流。
陈瑜能够从早年的教会经验中脱颖而出，放下偏见研究巴特，甚至去了德国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他的研究很好。希望国内有职位可以容纳毕业后的他。
瞿旭彤是很敏锐的学者，希望他可以快些成为北大的长聘教授。这样的学者是教会外部激励改变的要素。
任小鹏对美国教会史的熟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这三位都不在中国教会的“体制”之内。记得早年我的书架上有一册“罗马书释义”，Jimmy来访看见就说，你为什么有这么一本书呢？我们的牧师（威敏毕业）说巴特是异端……
说人异端是很容易的，飘然一句即可。但语言具有永恒的效果，一旦出口，就有了光暗分开的可能性。圣辅口中的“心理学”，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笔下的“世俗科学”，莫非如此。只要话一出口，我们中间那些审慎之人就会多一个心眼，本着“不吃肉算不得什么，如果吃羊肉可能让任何一个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的伟大牺牲精神，惧斥了卡尔巴特与哈里波特。
慢慢打破这种禁忌，才是教会可以理解神学的前提吧。
在“生命岂不胜于饮食”的质问之下，神学是一种诚实面对自我怀疑的创新或出路。在“民以食为天”的预设之下，神学（包括神学院）是一种仰赖教会支持的边缘人文学科。
只不过教会本质上总是保守的，倒不是说我们的保守特征一定来自滞后的美国保守教派。所以，这三位老师就都游离在体制之外了，需要大学的哲学系来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学术断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听了富乐米的人虽然留在教会之内，也会隐隐地感受这种撕裂。
没有哪一位汉语神学家认真写书来批判巴特。大家只是默认他是“新正统”（异端？！），随众附和而已。毕竟，在预先设定的立场之下，严肃的批判也需要严肃的阅读，而批判一个“五台山”公认的“异端”，实在没有任何credits可言。
神学家们的讲座总是会给我带来某种焦虑感。一方面，我很喜欢这种脱离牧会现场的智识激励，有时候处理日常的任务，比如安慰受伤者、劝导顽梗者、理解玩梗者、识破水仙花……花费一整天来预备讲道、翻译与成人主日学的备课，实在是智力的基础代谢状态。但另一方面，那种“既要……又要……”，幻想成为学者型牧者的迷思唯一的后果大概就是发际线退过中圈发界外球，在我观察的范围之内似乎也不切实际。
我最近听人工智能领域的长博客比较多，主要是通过Lex Fridman以及其他几个播客。最近在车上听的是150分钟的Yuval Noah Harari关于人性、智能、权力与阴谋论的讨论。Harari是以色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好几本畅销书的作者，哦，对了，似乎那本《人类简史》就是他写的。
在职业成长上，我在听“Gaussian Process Summer School”的讲座，试图跟上概率推理和机器学习最近20年的进程，在最近要做的系统开发上打一点基础。
在经济学上，我最近听了”Nobel Prize laureate Joseph Stiglitz | A new global order: on post-neoliberal globalisation“，或者“一种新的全球秩序：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失败之后的全球化”；“Senior Loeb Scholar lecture: David Harvey on capitalist economies”，对于理解宏观情势很有帮助。
学者的最大勇气总是出现在求学的时候；似乎知识能够营造某种避难所。
而我有一些不太见过面的朋友在网络上常常对我抱怨，说着自己如何经受了“属灵虐待”，或者如何找不到满意的“教会”。我总是劝他们，“虐待”只有0次或1次之分，所以尽快离开才是勇敢，见过更多的不同体制，才能知道自己所要的。
但他们很少有勇气去探索一下其他的教会体系。过了几年，他们还在抱怨，还在忍受，还在叹息地要求越来越多的外部教牧关怀，还在逛各样的思想市场，听各样的神学或哲学或心理学讲座，跟随大大小小的网红。罗大佑说，“乌溜溜的黑眼圈是你的笑脸……永远不变的是我的双眼……”
昨晚的释经工作坊继续进行中，我们讨论了“文化背景”对于文本解释的影响。但我还是在操作层面上处理这一议题，不希望进入哲学层面。操作的诚实和对文本的忠实，大概是在一线牧会现场的传道人勉强能够支持下去的做法。我不认为保守派教会最终可以无私地支持“巴特研究”或者任何神学创新性研究。这是天然而本质的利益冲突，拿出资源来支持有个性的神学思考，对于教会似乎是一种自毁。认信与突破之间的张力永远也不会消除吧。在这个意义上，我或许已经走得太远，不得不躲在乡下，面对unreached peoples and 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