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着一个令人精神内耗的问题。想不下去的时候，就去读全唐诗。写诗和博客一样，有价值的文字都是会冒犯人的。比如白居易老师这样咏枇杷，“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果然狠得下心，把桃李和芙蓉都得罪完了。
前几天读了Andrew关于圣经神学的反思，又勾起我从前的想法。Andrew有这么一段：
对历史背景的考虑并不是一开始所有学者都意识到的问题。在这套方法论里，对圣经文字进行历史批判法，再加上一般性的释经法，就可以对圣经传递出来的真理进行重估。在这种进路中，历史批判法加上其对应的释经原则实际上便是教义神学的基础和圭臬。这正是当代许多保守人士奉行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对圣经的历史文法分析（尽可能地合乎理性和现实的）是决定教义和真理的唯一途径（康德所谓“圣经注释者的奴隶”）。反对这种方法的学者认为，此种方法忽略了自然法则、永恒理念的作用，简单说来，某些存诸人心的理念（公平、公正、爱）在此种方法之下成了附属品，甚至是可以违背的原则。在逻辑的先后上，后者被置于了不重要的位置。这种批评，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正是指出解释者在处理文本的时候带有的不可避免的前见。在今日的神学论辩中，那些以所谓释经来为自己辩护的人，无法逃脱以上第二种观点的批评。
对于Andrew的讨论，我是没有什么学术上的对话可说的。我要做的HHW工作坊，大概正中他批评的靶心（当然，他的意图并非批评我，他的文章也很长，旨在讨论德国的圣经神学思想史发展进程）。自从打算放弃再读神学博士之后，我也从各个方面受到一点压力，有不少朋友劝我不要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也许上帝日后呼召我从事神学教育也未可知。
最近的一个烦恼是我多少有些接触的一个项目从提供本科扩展到提供道学硕士，原因是本科已经难以招生。我很困惑，因为我觉得国内的神学教育目前更需要本科，毕竟无论是人口普查还是实际接触观感，90%的基督徒没有大专学位，绝大多数农村传统家庭教会传道人不能在学术上满足硕士学习和毕业要求，似乎都是显然。另一方面，目前各种道学硕士项目充斥，并不特别需要再加一个低配版。但事情就是这样，在神学上大家都不再感兴趣本科，起步就是道硕了，而按照Andrew的说法，北美的道硕就是教会的职业培训，发个上岗证的水平，只有进入神硕或以上，才可以算得神学研究。
歪一下楼：在某种意义上，许多传道人已经有点像慕道友——如果你要给我传福音，请免费送我一本圣经；如果你要我读神学，请给我免了学费，再给我奖学金……当然，介于其中的是普通基督徒对于盗版书籍的态度，不在我的评述范围之内（请参考“做个真父亲”太贵，我可以做个假的吗？）。
返回比萨斜塔与比萨茅屋（Pizza Hut）：我最近一直在祷告，是否离开学院式神学教育。如果我拿着五个学位证、高校教师资格证以及副教授的职称也不能为道学硕士开设课程（比如我自认为还有点意思的HHW），我对学生的属灵影响力实在是小得可怜，可以忽略不计。与其如此，或者还不如就此放下比较有意义。难不成还要卷成钟马田医生或司提反荣誉博士才行？
埃菲尔铁塔与南斯拉夫铁托：回到简短引用Andrew的那一段评论。毫无疑问，Andrew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需要在HHW工作坊中反省的。最近几年，特别是和梁俊接触更多之后，我把自己简单定位在一个三角地带的缓冲上。想象一个三角铁乐器，用绳子把三个角都松松的系上，在中间打一个活结，软软的拎起来。一边是神学院里的博士们，一边是被边缘化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们，一边是教会里的传道人，我想法做一点思想联系的工作，将神学院的创新下移到教会，将教会的理解略微提升，鼓励教会接纳和牧养还没有放弃思考的知识分子基督徒。
有时候我会觉得，神学博士们研究的课题极其重要，但对于那些支持神学院经费、为神学生祷告的普通教会而言，那些题目是有些遥远，有的甚至显得叛逆桀骜。我听说一个熟识的朋友目前正在攻读博士，题目大概与“三位一体”有关，但我不知道这个题目可以写什么新意出来，或者对于教会牧养而言，能有什么立刻的效用。昨天听一个解释形式逻辑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博客，想起伟大的数学家哈代曾经悲伤的说，所做的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给任何人以任何应用，因为他是研究数论的。但过了不到100年，他的一切数论成果变成了计算机通讯和加密领域不可缺少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衡量，当代的神学创新虽然不能直接影响教会，大概教会仍然应该容忍（如果不是欢迎）而不是谩骂新正统神学。
但从最近的风气看来，神学院的经费是越来越少，也越发被提供经费的教会和基督徒的意见所牵制。至于我自己的处境，我甚至逐渐觉得有点奇异。为什么需要求着不愿意学习的传道人来上学，承诺提供他们喜闻乐见又在学术上勉强的道硕学位，承担他们中途退学或以任何理由缺课的风险，还要减免学费，为之筹款？
继续歪楼：几天前和一位有意做宣教士的年轻人聊了几句。她问为什么宣教士需要自己筹款，而不是宣教机构出钱来差派。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不过，简单的答案是，宣教并不是宣教机构的工作，而是个人领受了上帝的呼召。机构只是一个提供支持和资源的辅助伙伴。另外，无论机构还是教会，我们想象成为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实际上只能在象征意义上理解。当我们说“中国教会应该如何如何”，而抛开具体的人不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比如，“当今中国教会不可忽视的三大方面——敬拜祷告、家庭与职场”，这种命题式陈述，在我看来意义不大，我每天都可以想象一篇出来。
如果考虑到宣教机构实际上是由具体的人建立起来的，就知道这些有着具体思想的人为什么不会先筹集或奉献一大笔钱，然后再用钱去招募宣教士，把他们差派到什么地方去宣教——这事很少甚至从来就不是这样做成的。
我觉得“神学院”这个制度已经快要无可救药。如果神学院不做神学创新，自然没有意义，也无法吸引高水平的教授和学生。如果神学院鼓励创新，那么按照本义，“创新”就是背离“传统”，那些认了信的教会是一定会觉得受到冒犯，减少支持，也告诫自己的年轻人不要去那所“自由化”的神学院。于是，创新或者不创新，神学院都很为难。第三条路大概就是学位贬值、神学内卷，允许一部分传道人先享受人均博士的身份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