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Noll此书出版于1994年，差不多可以做30年纪念版了。很不幸的是，我从前尽管知道此书，但从来没有提起兴趣来阅读，以为其中所谓，我大概都已经知道。当然，我所学习的各种神学院课程中，没有一本将此书指定为必读或选读，或者要求提交阅读报告，也是一件值得花时间思考的事情。

昨天下午没有时间翻译和校对，因为要预备晚上的“赐予生命的领导力”工作坊。但上午断断续续整理了“福音派的思想丑闻”的一章，心绪有些烦乱。我要讨论释经学问题，但这一章正好讨论基要派的释经学，特别是时代论的释经学。 Noll的讨论涉及福音派对于当前世界事务的处理，比如：

那些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会继续主导福音派的人，需要回忆一下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情景。在这场冲突爆发后的几周内，福音派出版商发行了很多书籍，努力将这场新的中东危机解读为圣经中的世界末日预言的成就。14这些书得出的结论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共同信念，那就是认为对正在中东发生的事情进行道德判断的最佳方式不是仔细研究中东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相反，它们专注于圣经研究，将注意力从对中东文化的复杂性或该地区纠结的二十世纪历史的仔细分析转移到对圣经中一些最深奥和广泛争论段落的猜测上。此外，他们在进行这种推测时，只稍微提及那些在圣经中极为清楚、为福音派和立场保守基督徒所公认的中心主题（如适用于所有人类境况的神义标准）。福音派公众对这些书的反应如何？其中的几本迅速跃登宗教畅销书榜首。

关于使用圣经的倾向性，我们应该记得，20世纪70年代美国仅次于圣经的头号畅销书籍是哈尔·林德赛的《地球末日》（Late Great Planet Earth），这是一本以历史主义时代论（historicist dispensationalism）来解释世界事件的民粹主义书籍。202在面对世界危机时，福音派倾向于将圣经作为未来预言，而不是作为处理复杂国际道德纠葛的指南，这一点在1991年初对海湾战争的反应中最为明显。福音派信徒既不看出版的书籍，也不阅读期刊上的专题讨论，却对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如战争的道德性，共产主义崩溃后联合国的职权，石油对创造就业或财富的意义，西方试图干预中东地区的历史或其他需要基督徒认真分析的话题。与此同时，福音派信徒们出版了充斥着自以为是民粹主义解释的小册子，试图说明海湾危机是如何应验了晦涩难懂的圣经细节。这些畅销书所提倡的圣经解释体系都是时代论神学的变种。

Noll在论到福音派的“政治意识”时，利用福音派最典型的政治家之一、三届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一篇演讲，与教宗利奥十三世发布《论资本与劳动》进行对比，在形式、内容、历史观、行动主体、危机的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评论，简单引用一段结论：

由于它从福音派对圣经的执着和对《新约》的具体启蒙例子中汲取了力量，质朴主义在美国福音派中的影响仍然非常强大。对福音派来说，新约时代之后的若干世纪，即使不能说完全腐败，至少也是很暗淡的。因此，要应对当下危机，就像布莱恩的例子一样，需要应用绝对原则，同时热切地唤起人们迎接千禧年的可能性。主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事情，从来都不是福音派系统关注的对象。对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来说，或者对于福音派对公共生活的评论来说，不需要关注托马斯·阿奎那，也不必像利奥十三世那样尊重阿奎那所代表的传统，甚至不觉得需要这种尊重。
布莱恩所代表的传统是平民化的（因此更喜欢口头辩论，而不是发表的论文），行动主义（因此寻求通过个人努力来保护社区价值），喜欢创造神话（因此更喜欢来自早先原始时代的理想，而不是耐心研究普遍的历史）。这些特点所孕育的政治虽然不全面或广泛，但也不是无足轻重。它既具有扎实发展的潜力（如关注个人正义及社区尊严），也具有危险堕落（如将过去神话化的倾向）的潜力。在随后的美国福音派历史中，这两种潜力都成为了现实。

关于创造神话的问题，我似乎在中国的福音派中间能常常观察到。我们的教会历史叙事，无论是对于王明道等老一辈，还是对于吃了豹胎易经丸的瘦头陀，无论是铁幕打开之前的传统家庭教会，还是铁幕打开之后的新兴城市教会，都是一种飘浮在历史之上的神话叙事。关于福音派对讲道的迷恋，以及对当下历史的普遍轻视，无疑体现在各种流行的“以JD为中心的JD”所体现的释经和政治解读上。自然，“济州岛五月花”就是上述种种所结出的鲜艳花朵。

翻译写作的同时，我正在1.5~1.75倍速听乐道频道纪念凯勒牧师的纪念讨论。某种意义上讲，凯勒所发起的“福音联盟”，无疑是一个21世纪观察美国福音派公共神学的窗口。这事太大，我还是继续听讲座吧。

我感谢任小鹏博士在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了此书作为他的翻译项目。虽然目前仍然在编辑之中，但仅仅是指出此书的重要性，并愿意投入时间来翻译介绍，以证明此书在译者心目中的真实意义，就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至少在编辑的过程之中，我有机会仔细地阅读此书，多少吸收其中的思想。

一方面，我借此落入暂时的凌乱之中，不知道晚上的工作坊将如何进行，只好拿着20多页的翻译手稿，在湖边反复地行走思想。另一方面，我需要反思释经学的应用维度，同时反思我的神学传统。学习带来凌乱，更多的学习带来更多的凌乱，成长带来改变，更多的成长带来面目全非的改变，似乎是理所当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上只有两种福音派基督徒——读过《福音派的思想丑闻》的，以及还没有来得及读《福音派的思想丑闻》的。而我正好在“读过”与“未读”之间，在薛定谔的猫态之中。累了，我得安息片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