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或者说上次的“五金建才”之后，一直在思考大城市植堂的问题。
来自边远小城的提摩太和来自文化中心大数的保罗，在进入都市植堂之后，表现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性格差异来解释，比如提摩太后书中的“刚强起来”——对了，如果感兴趣，当然可以读一下这篇“出来与起来”。但在我看来，提摩太的胆怯或许更多是文化背景差异造成。
今年以来，多多少少涉及到几个有关的问题。比如，农村信二代基督徒随着城市化进程进入大都市，对传统信仰进行反思的问题；小镇神学生（不是小镇做题家）在大都市神学院里的社会性转变问题；美国大农村海归神学生在大都市的反向适应问题；把特大型城市重庆当作宣教目的地（从基督徒比例而言，的确是一个妥妥的未得之城），从对等规模的大都市（北上广）以外城市的教会前来开拓的传道人适应问题，在大都市社会化之后的传道人有着强烈的留下愿望（类比海外神学生不能面对回国的具体挑战以及子女教育的落差）……这种调整并无优劣之分，就像反向调整同样的困难，使得许多传道人在都市里动弹不得，以为所有基督徒都有至少本科以上学历，理解道学硕士课程或要理问答易如反掌，参加读书会如鱼得水，不知道也不关心城市边缘的文化与处境。
一篇值得注意的社会学名著是西美尔在1903年写的“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篇翻译得不是太好的参考在这里）。对于我所感兴趣的传道人生活形态与都市生活的脱节，引用一段吧：
最重要的是，不同利益的人群必须把他们的关系和活动统合在一种高度复杂的组织中，当这些人群聚集在一起时，精确的算计就显得非常必要。如果柏林市所有的钟表以不同的方式突然坏掉，即使只有一个小时，城市的所有经济生活和联络都市中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明显的只是外部的因素——距离遥远——也会造成所有的等待、失约导致白白耗费时间。所以，如果不是最按时地把所有活动与各种相互关系统合在一种稳定的和非个人化的时间表里，都市生活方式是不可想像的。在此，整个思考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再次变得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从存在表面的每一点看——无论它们多么紧密地独自依附于这表面——人们可以从表面的探测进入心理的深处，以至于生活的所有最平凡的外在性最后都与关于生活意义与方式的终极决断有关联。准时、工于计集、精确是由于都市生活的复杂和紧张而被强加于生活之中的，而且它不只是最密切地与货币经济、理性性格有关。这些特征也使生活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并且有利于排斥那些非理性的、本能的、极端的特征，也有利于排斥这样的冲动：从内在决定生活的模式，而非从外在接受生活的一般的和模型化的形式。尽管在城市中以非理性冲动为特征的极端个性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无论如何，这种极端个性与典型的城市生活是对立的。在此意义上，对大都市而言，强烈地憎恨像罗斯金（Ruskin）和尼采这样的人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物天生只能在非模式化的存在中发现生活的价值，而非模式化的存在是不能以适用于所有相同者或相似者的精确性来加以界定的。憎恨大都市与憎恨货币经济以及现代存在中的理性主义，在原由上是相同的。
In view of this fact, the lack of the most exact punctuality in promises and performances would cause the whole to break down into an inextricable chaos. If all the watches in Berlin suddenly went wrong in different ways even only as much as an hour, its entir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life would be derailed for some time. Even though this may seem more superficial in its significance, it transpires that the magnitude of distances results in making all waiting and the breaking of appointments an illafforded waste of time. For this reason the technique of metropolitan life in general is not conceivable without all of its activities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being organized and coordinated in the most punctual way into a firmly fixed framework of time which transcends all subjective elements. But here too there emerge those conclusions which are in general the whole task of this discussion, namely, that every event, however restricted to this superficial level it may appear, comes immediately into contact with the depths of the soul, and that the most banal externalities are, in the last analysis, bound up with the final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meaning and the style of life. Punctuality, calculability, and exactness, which are required by the complications and extensiveness of metropolitan life are not only most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its capitalistic and intellectualistic character but also color the content of life and are conducive to the exclusion of those irrational, instinctive, sovereign human traits and impulses which originally seek to determine the form of life from within instead of receiving it from the outside in a general, schematically precise form. Even though those lives which are autonomous and characterised by these vital impulses are not entirely impossible in the city, they are, none the less, opposed to it in abstracto. It is in the light of this that we can explain the passionate hatred of personalities like Ruskin and Nietzsche for the metropolis—personalities who found the value of life only in unschematized individual expressions which cannot be reduced to exact equivalents and in whom, on that account, there flowed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did that hatred, the hatred of the money economy and of the intellectualism of existence.
从现象上看，都市传道人的生活形态还处于周一到周五随便约，周六写讲章，周日大家最好都别走的状态。探访和团契生活还处于农忙大家赶工，农闲成天聚会的态势。
但对齐时间所需的精确性，都市生活的繁忙和压力，以及都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宇宙大爆炸所造成的红移现象与微博抖音背景辐射），实际上早在“轻轨站舰”之初就迫使我们放弃了统一小组时间的固定团契，而转为自发性质、混合线上和线下、不求永续、不强人所难的有机查经活动。
Andrew回国探亲，已经连续在朋友圈讨论农村社会的家族内聚与农村教会的生活关切外展之冲突。我早已经失去与农村氏族的联系，所以姑且引用Andrew：
（一些想法和理解，不是单纯的抱怨和批评）
发现我从未认真审视过家乡人的生活习俗与理念。虽然可以在家乡的经济发展中看到巨变，封闭的农业生活也在经历着城市化，但村里村外仍然有着清晰的界限。区隔内外的不是受教育程度、生活理念、信仰，而是血缘。我在这里的标签是谁家的大儿子，而我的儿女的标签是谁家的孙子孙女。人们对于大的理念没有太多兴趣，什么公平、公正、自由、权利，这些似乎都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因而，即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每天半夜回家，但只要可以赚到一些钱，人们便觉得生活是满足的。似乎争取权利和怨天尤人都是外人的借口，能否吃苦耐劳并最终修好房子买好车子才是硬道理。在人们的憧憬和期盼之中，生活的界限在家乡之内，因而无论多么辛苦也都是宿命。在这个层面上讲，耶稣的生长环境似乎也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乡村。从耶稣对亲情关系的惊世言论也可看出他传播的理念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挑战。乡村是封闭的，而教会却讲开放和接纳。乡村的视野是狭隘的，而教会却讲国度。乡村虽然多以氏族亲族为单位聚居，但邻舍之间却很少有真诚的沟通，彼此之间充满争竞嫉恨。而教会却以真实相交为目标，倡导真诚与诚实，彼此扶持。在我这几日的体会中，许多时候，人们会轻描淡写地谈论他人的苦难。我突然意识到，我以前也对此毫无感触。但如今听起来却觉得这些“轻描淡写”是如此残忍。人们对他人的苦痛没有体认，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苦痛都毫无知觉。这里没有关爱的词汇，极少有关爱的动作。而教会中却总是强调这些，谈论这些。
从父母那里得知，离家不远的村子一半人信奉天主教。又听说传教的来源便是来自于本村，我初中物理老师的祖辈便是天主教徒，在当地被人称作是不烧香拜佛的人。后来可能受文革影响，逐渐信仰失落了。而在我复杂的家族之中，祖上信奉道教与民间宗教，两位祖母辈皆是操持法事之人。而我却在此种信仰夹缝之中，受无神论与乡土宗教熏陶长大，最后又归回基督教，也是挺奇妙的了。
另一面来讲，当地人仍然主要靠血缘关系过活，骨子里仍是血浓于水的观念。在我有限的认知之中，当地人并未在生活中超脱这种关系，亦未见到信仰团契在人际关系上有丝毫的作用与影响。原因或许与强大的氏族生活模式有关系，福音所倡导的爱人如己的新理念，没有办法与传统的宗族关系相抗衡。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一种魔咒，将人的生活牢牢捆缚住。这可能也是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本乡到城市生活的原因，除了方便工作之外，与原有的血缘地域关系产生距离亦是重要的层面。（当然，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城市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而只是宗族关系在城市的延伸而已。）这或许是许多城市教会更有生命力的原因，就是在这群人中间真正产生了建立在氏族之外的关系，并且是一种更为温情、充满关怀和信任的关系。然而一旦这种团契的关系淡化了，衰退成一种道德训导，甚至互相指责，彼此审判的关系（正在当今许多教会流行），这种教会也就不再有吸引力，甚至退化为人们刻板印象中的“乡村教会”。
在讨论“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过程中，我偶然看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一次讲座，油管链接是“Senior Loeb Scholar lecture: David Harvey”。David Harvey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篇讲座对于理解大都市的扩张与宏观经济因素很有启发性。大都市扩张是由剩余资本推动的，其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棚屋区改造）并不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而是以投资属性导向的资本增值为目标。但是，在投资性资本兑现剩余价值时，这样的循环不可能永久持续，于是经济危机将在全世界各地突发性转移。
联想到Keller去世后在一个群里旁听到有人讨论“Keller异端”问题，其中一位指出Keller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不喜欢Keller云云。这里有一篇文章讨论Keller is Marxist问题，作者自然是卡尔·楚门（Carl Truman）。但我对于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说的。如果可以理解英文，David Harvey的讲座应该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我更感兴趣的是都市化与属灵生活以及都市化与年轻植堂者的社会化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