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年轻的妻子在微博上为自己的传道人丈夫发声呼吁，因为她的丈夫被抓了快5个月了，罪名是很无语的“诈骗罪”。这也不是个案，最近似乎听过好几个地方以“诈骗”为名逮捕家庭教会传道人的。这位传道人才30多岁，无辜而可怜，妻子一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生活也艰难。除了为他们祷告，我的同情完全站在他们一家。有位律师后讨论过“收受教会奉献款认定诈骗罪之法律辨析”，虽然其中没有具体辩护意见，但还可读，我也同意文中的基本观点，认为用”诈骗“来处理教会传道人不妥。
最近讨论过一点疫情期间实体聚会/在线聚会的勇敢问题。我的朋友们各有立场和表述，构成富有参考意义的讨论文本。当然，这样的问题比较适合疫情过后来讨论，离开事件的进程之后，反思起来会更自在一点。
引用（完全不评论）一下对话片段，每一点都是不同的人发言，以流水帐的方式呈现，中间有省略：
- 也要允许一些人勇敢，不能因为有一些人惧怕就剥夺勇敢者勇敢的权利。……比如怕疫情感染要求教会停止实体聚会，那不就剥夺了不怕感染的人实体聚会的权利了吗？
- 照这个逻辑，那只要有一个勇到底的人，是不是教会就总要开放线下聚会……勇敢的人要勇，很难拦住的啦。“体恤软弱的人”，本来就是更加指向更有信心的人的要求。要反向应用的话，我只能说，很新颖
- ……家庭教会历史上的做法形成了文化，认为“一切勇敢都是搞政治”，也是另一种道德压迫。
- 我认为个人权利应该得到保护，仅此而已。想不去实体的人可以不去实体，自己承担后果；想去实体的人可以去实体，自己承担后果。但不能因为自己不想去就要求别人也不去，也不能因为自己想去就要求别人也去。有点拗口。
- 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政府原则上禁止聚会，是否抗命？有人阳性，是否能够勇敢来聚会……
- 之前香港，如未接种三针疫苗，禁止进入教堂，引来种种争议。
- 还是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需要基本共识。对于人数较多的教会来说，是很难的决定，需要同情。
- 我就在微信里指责过一个外地信徒，明知道自己与其它朋友都阳了的情况下，还跑到外面餐馆里大吃大喝，美其名曰都放开了、人都需要吃饭。
-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聚会引起疫情扩散，教会是否能承担可能的责任。我们是以小学的上课为指标。如果一个地区的小学停课，我们就转为在线。……
简单总结，一种实践是尽量不以集体名义拒绝个体基督徒希望实体聚会的意愿。一种实践是预设某种标准（小学生停课），见教会的决策责任转移到政府公共卫生决策上。当然，无论是什么策略，核酸和封控的三年对于教会来说还是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
前面提到的两件事情实际上都有关教会的决策与勇敢，并非全不相干。春雷长老有几首“狱中诗词”流出，其中有一句是“联署竟成眼中敌，按图索骥各地缉”。我觉得算是前面第一件事比较准确的政治神学理解。
于是，这里的勇敢问题或许可以代换成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传道人为着某个（完全可能极为正义高尚的）”cause“，在没有征得会众知情同意时，参加一个联署，将自己的名字和教会的名字署在其上。我的一位在成都的朋友也受到这事的牵连，面临许多挑战。她对我说，”作为平信徒，我们[对联署]毫无知情权，对于‘牧师’在干什么完全不知晓。……我们也没有签名，甚至不会同意身为牧师去搞签名这种事情的神学合法性……但是我们也被连累……“
我很同情为丈夫呼吁的陈迎，也怜悯三个年幼的孩子。按照她分享的信息，她丈夫在2019年才成为传道人，所以并不曾（没有合适的身份）参与那份牧者联署。但他们所在教会另一位传道人签名在上。他们在为自己教会从前的行动付出代价。
这里仅仅是说明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政治神学逻辑的理解。对于联署，我并无价值判断在其中。 正好最近在讨论勇敢，看到许多妻子在为自己的丈夫勇敢发声，为他们祷告之余，略记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