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民自发静默7天。深刻的体会是，活动空间的缩减，似乎快速地造成了思想的萎缩。虽然不静默的时候我也喜欢待在家里，但静默之后我却发现自己并不能利用这个时间多做一点什么，工作效率有自然下降的趋势。
少数我读过印象深刻的传记中，费曼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是不错的。另一本对我科研有影响的传记是《我想成为数学家》（Paul Halmos，I Want to Be a Mathematician）。两本都是诚实的自传。
昨天临时起意，用费曼学习法过了一遍哈奇博士的“救赎进程”（Dr. ‘Buck’ Hatch, Progress of Redemption）。（费曼学习法的主要关键字是Concept （概念）、Teach （教给别人）、Review （回顾）、Simplify （简化）。）这一次，补充学习了一些新的知识点，比如老一代神学家口中的Doctrine = Revelation，已经明年想要翻译一本公域版权的图书，《The Progress of Doctrine in the New Testament》。晚上的工作坊，用了两个小时来简述669页的笔记。
偶尔有时间，可以读一点Michael Gillespie的《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这本书对于那些成天强调“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甚至认为二者的对立自创世记3章就开始、乃是今世最大问题的基督徒而言，或许是一剂不错的解毒剂。
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张卜天翻译的。网上一致评论，翻译得很好。如果有足够的神学、哲学和科学背景，我是推荐基督徒阅读此书中文版。
在我自己，照例并不看翻译的版本，即使读英文在语感上要差一点，我也情愿啃原著。当然，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生活并不以读书的数量为追求，阅读更多是为了梳理和整合自己的世界观，借着他人的经验来反思自己的神学。从这个目标出发（而不是为了贩卖知识、组织读书会或者有视频直播压力），读得慢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聊几句张卜天的翻译。《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翻译得很好。文字流畅，意思也转达得很清楚。比如，对于许多将“人本主义”视为大敌的现代新教徒（特别是改革宗）而言，Gillespie的导言最后一页是很重要的参照：
只要对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这两种处于唯名论与现代世界之间的伟大思想运动稍作考察，就立即可以看到这一点。它们虽然都接受唯名论所宣称的存在论层次上的个体主义，但对于是人还是神具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却存在根本分歧。例如，人文主义把人放在第一位，并且在此基础上解释神和自然。而宗教改革则从神开始，而且只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尽管在存在论层次上保持一致，但其存在者层次上的分歧所导致的差异却是无法补救的，这些差异在16世纪、17世纪使欧洲生活遭到重创的灾难性的宗教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狭窄意义上的现代性正是试图解决这一冲突的结果。它断言，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自然具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我们将会看到，虽然这一新的自然主义开端有助于缓和这一冲突，但如果不消除神或人，便无法消除其核心处的对立。然而，只有把人变成野兽，才能抛弃神；只有陷入神学狂热，才能抛弃人。
分别始于笛卡儿和霍布斯的现代思想的两大趋向都试图把世界重建成一个自然物，而不是人造物或神迹。然而，对于神和人在他们所开辟的世界中的本性和位置，他们的意见并不相同。对于笛卡儿来说，人部分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物，但部分程度上也是神圣的，从而可以与自然区分开来，不受自然定律的约束。而对于霍布斯来说，人是彻底自然的， 所以仅在一种与普遍自然因果性相容的意义上才是自由的。于是，使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发生冲突的那种矛盾同样也撕裂了现代思想的这两极。
这一段的英文是这样：
This is immediately apparent from even a superficial examination of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the two great movements of thought that stand between nomin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 Both accepted the 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 that nominalism proclaimed, but they differed fundamentally about whether man or God was ontically primary. Humanism, for example, put man first and interpreted both God and nature on this basis. The Reformation, by contrast, began with God and viewed man and nature only from this perspective. Despite their agreement on ontological matters, the differences that resulted from their ontic disagreements were irremediable, and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taclysmic wars of religion that shattered European lif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Modernity, as we more narrowly understand it, w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attempt to resolve this conflict by asserting the ontic priority not of man or God but of nature. As we will see, while this new naturalistic beginning helped to ameliorate the conflict, it could not eliminate the antagonism at its heart without eliminating either God or man. However, one cannot abandon God without turning man into a beast, and one cannot abandon man without falling into theological fanaticism.
The two great strains of modern thought that begin respectively with Descartes and Hobbes seek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not as a human artifact or a divine miracle but as a natural object. They disagree, however, about the nature and place of God and man in the world as they open it up. For Descartes, man is in part a natural being, but he is also in part divine and is thus distinguished from nature and free from its laws. For Hobbes, man is thoroughly natural and thus free only in a sense compatible with universal natural causality. These two poles of modern thought are thus rent by the same contradiction that set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是张卜天在2012年翻译出版的，算起来已经10年了。最近他翻译出版了Peter Harriss的“科学与宗教”三部曲，也是十分重要的文献。但我的感觉是，张卜天在2015年翻译的这套书籍，在语言上甚至不及2012年。比如这样的句子：
和泰勒斯一样，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往往被说成体现了一种科学自然主义，它与对宇宙的神学理解本质上不相容。
Anaxagoras (b. ca. 500 BC), like Thales, is often portrayed as exemplifying a scientific naturalism that is essentially incompatible with a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smos.
翻译是准确的，但读起来不是很好理解，因为汉语不太会这样使用被动语态，也不会这样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它”（句子的主语是一个人）。
我对翻译的心理过程更感兴趣。所以专门查看的一篇张卜天的访谈，《张卜天：绝无仅有的译者，简直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标题党的问题就不说了，里面也有一些仿佛都市传说的轶事：
北大周边40来平方米的小两居，是张卜天与人合租之处。房间很破旧，有台老空调，一插上就跳闸，房客们只能靠小电扇度过炎夏。
上班之外，张卜天不怎么出门，除去吃饭睡觉，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屋子里翻译，有时一天能译10小时以上。2015年上半年，他去剑桥大学访学，6个月译书4本半。
当然也有译不下去的时候，翻译《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难度太大，他中途两次想放弃，最后，还是在北京酷暑里一间没有空调的办公室中，对着电脑坐了两个多月，译完了这本书。后来，有人说这是他最好的译著之一，豆瓣评分9.3，“读起来像坐滑梯一样顺畅”“丝毫不觉是译作”“选书眼光不俗”……“我自己是一翻完就不敢再读了。”张卜天说。
最后一段是很有趣的，因为里面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一个都市传说：
- 翻译《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难度太大，他中途两次想放弃。
- 有人说这是他最好的译著之一，豆瓣评分9.3，“读起来像坐滑梯一样顺畅”“丝毫不觉是译作”“选书眼光不俗”……
- “我自己是一翻完就不敢再读了。”张卜天说。
看起来，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合租屋，北京的夏天对于空调来说都不太友好。但说实话，《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实在翻译得很好，不过读起来一眼可见是译作。
我写过一篇《高水平的译者，可以随意翻译一下吗？》，讨论一个翻译心理学问题。如果一位高水平的译者，有意识地为了速度而降低自己的翻译水平，可以做得到吗？
张卜天的采访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是有兴趣的：
他的词典里没有“拖延”，只有日月逝矣、时不我待的急迫。感兴趣的书越来越多，这些书没人介绍可能永远没人知道。而每本书的打磨都没有止境，为争取更多地翻译，他只能牺牲一部分质量，自觉达到80分、85分就停手，“我急切地想把更多好的东西展现出来，毕竟也积累了十几年翻译经验，如果不充分利用不是很可惜吗?”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可以将自己的翻译水平稳定地控制在8085分上，或者对于出版社的编辑而言，8085分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在我看来，张卜天2015年上半年在剑桥大学翻译的4本半书籍（包括哈里斯的科学与宗教三部曲），在文字上远不及《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回到另一个相似的话题。昨天，有朋友希望我从翻译技术上讨论某个网站上的神学翻译文字。对话是这样的。有朋友在群里发出了一篇文章，另一位附和说，这翻译应该是有保证的。原因似乎是因为译者曾经参加过某个重要的神学翻译项目。所以我就去看了一眼翻译，随手拈了一句出来：
我们要好好思想，恩典之约有一位位格性的中保这件事。在旧约耶稣基督是通过预表和影子向我们启示出来，例如摩西的职分，摩西是上帝与以色列在西奈山之约中的中保，再如通过大卫的王权和统治，又如通过以色列的祭司向上帝所献的赎罪祭等。
从汉语翻译的角度看，这句话是没有抖清楚的。黑体部分是插入语，在标点符号上不能这样处理。或者说，当代年轻译者们在处理后置定语从句时，多少有些不知所措。原文大概是这样的：
It is important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fact that the covenant of grace has a personal mediator–Jesus Christ–who is revealed to us in the types and shadows of the Old Testament through Moses’ office as mediator of that covenant God makes with Israel at Mount Sinai, as well as through the kingship of David and his rule over Israel, and even through the sacrifices for sin offered to God by the priests of Israel.
这篇文章很简单，这个句子大概就是其中最难最长的一句了。
但我并不打算展开批评。在我看来，张卜天或者这位译者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翻译推荐了好的文献，或者说为我们的神学讨论设置了议题。我总是想，经典是可以重译的，但翻译什么书，推荐什么文章，推动什么样的议题，展开什么样的讨论，也是译者的重要功能或使命之一。
有的时候，技术细节上的失误无损整体的贡献，有的时候，精致的翻译也不能构成真正有价值的知识。
也许到明年自由选题阶段，再来说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