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略微澄清自己的观点。我的同情始终在那些普通的家庭，在一个一个具体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教育和际遇。苦难是可以通过叙事来消解的，甚至局中人也不以为苦。但正是因为如此，在祷告之余，我打算回应一下对前一篇文章的一些评论。
2019年，我写过一篇“宗教难民”，讨论当时守望和秋雨针对这种案例的牧函。守望的文本是很重要的，值得所有关心这事的人阅读：牧函：如何看待基督徒以“信仰受逼迫”为由申请政治避难。其中的委婉曲折，体现出很高的教牧水平。
那时也有人向我打听如何获得难民资格。我对他说，我不赞成申请宗教难民。那人又问我，如果真有受到逼迫，需要避难的人，又当如何处理呢？我的观点也很明确：
1. 但凡能拿着旅行签证出去的，都不算真有限制。（注：大家读一下AsylumAccesss发布的小册子，“了解你的选择”，就知道实际上联合国或者任何主权国家都不鼓励人利用合法签证入境，非法方式留下来申请难民。）
2.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某些“斯坦”国家基督徒的处境，看看他们身上的伤疤，考虑一下“宗教难民”是为什么样的人保留的机会。
我是19871991年读的大学。我多少知道许多同龄人在1990年代初去国之后的光景，明白那种至今无法再返，“子欲养而亲不再”之痛。
说一个地缘政治的常识。假设有一群人，以成建制的方式，拿着合法的护照和旅游落地签，去了一个有很好外交关系的邻国，就此滞留下来，希望申请难民。从外交的考量上，邻国是几乎不可能批准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必然会构成邻国政府无法承受的巨大外交灾难，而先例一开，人数可能比那国总人口更多的基督徒难民也许就蜂拥而至了。
我去年曾经略微说过这个看法，记得有位传道人回应说，他不认为传道人需要懂政治常识——传道人只要懂圣经就够了。但同时他话锋一转，认为这样带领教会集体申请难民的牧师绝不是不懂政治，而是太过于懂政治。好吧，我只能认输，承认自己理屈词穷。
另一方面，向联合国申请难民资格，是需要考察和排期的，而且风险很大，即使成功认定也不一定安置。请大家参考AsylumAccesss发布的小册子，“了解你的选择”，讨论在泰国申请难民所面临的危险和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群人需要一个统一的逼迫叙事，或者说满足难民申请的叙事。
落回实处，“今日基督教”网站发表了前天的英文报道的中文版。英文的题目是：“China’s ‘Mayflower’ Church Wants to Come to America: ‘This Isn’t Fleeing. This Is Leaving Egypt’”，而今天的中文题目是：“中国的 “五月花号”教会成员希望能以难民身份来美国定居”。两个题目的差别显然在于，英文包含了“这不是逃跑，这是出埃及”这个可以打动北美基督徒的叙事，而中文题目则没有这样一句话。
这种问题自然不好过度解读，但中文版里有许多中国基督徒一眼可见的叙事“技巧”。
比如，在今日基督教前一篇文章中提到，教会开大会讨论的时候有120人，而去韩国仅有60人（其中超过一半是没有投票权的孩童）。也就是说，投票的结果并不是一致同意（我不知道他们的教会章程，但作为一个改革圣道宗教会，这样重大的决定是否需要多数同意，我至少有保留意见）而是教会事实上解体。
又如，下面这句话耐人寻味：
大约在同时间，潘离开了他的家，他以为只是去济州岛探视情况而已——随身仅带了两套衣服。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几个月后，他的家人和一大部分的会众加入了他。
也就是说，这件事的时间线索相当模糊。而下面这句话则体现了这个教会的水平：
潘说，在会众到达后开始申请庇护时，他们才发现韩国的庇护政策是很严格的。 （在这程序开始前，潘在写给他的会员的一封信中告诉他们，一名律师告诉他，他们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个人随身带着两套衣服，意思是几天就回。但去了就滞留，做了几个月的尽职调查，完全不知道韩国的难民申请通过率只有0.4，而且没有任何地缘政治常识，完全意识不到这种成建制的去邻国申请难民，几乎绝不可能成功，还写信给会众说，**一名律师告诉他，他们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哪一国是完全合法的——这是一位受过极好教育，在深圳做过医生的牧师。但是，
……他相信他是在遵从上帝的呼召，带领他的教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就像“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一样。“为了羊群的属灵祝福，我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潘牧师说。“没有人像这样带着孩子和妇女，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这不是在逃亡。这是在出埃及。”
而这一切叙事都带着算计：
在2022年8月底安静地离开韩国济州岛后，潘牧师于周一通过《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教会会众的最新行踪。同一天，这个教会的基督徒在曼谷的联合国难民办公室申请了难民身份。
同样，在时间线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安静”，突然通过美国最大的媒体上一篇文章向全世界宣布（按照我对媒体的理解，这文章应当提前写好，过了主编的审），以及同一天……
另一方面，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涉及到普通会众家庭的叙事，几乎都是一种以教育为理由的难民叙事：
因此，当潘牧师认为唯一的选择是离开中国时，聂云凤被说服了，特别是当她考虑到她孩子的未来时。
潘永光說，他告訴教會成員，他們面對的任何苦難都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上個月，一個五口之家以擔心中國政府的壓力為由退出了教會，同時留在濟州島繼續申請庇護。其他成員則說他們正在慢慢適應，並希望自己為孩子做出了正確的決定。——华尔街日报
引用我朋友老徐在朋友圈里对“在家教育（9）｜五月花的误解”的按语：
这个事情糟糕的地方在于，牧师把一个次要的教导/应用上升为教会成员在生活中需要首先实践的内容。这样做，一方面剥夺了成员的自由，一方面加强了牧师的权威，一方面贬损了福音的首要地位。成员就会进入一种属灵的secondary reality，思维僵化，任由领袖摆布。这也是为什么领袖需要借助旧约叙事甚至北美历史叙事来为自己建立正当性，而不是通过新约的解释和论理。而且，在这种状态下，领袖还可能对另一些事实上明显违反圣经的做法十分宽容，因为把次要教导推高和把主要教导降低通常是同时发生的。
我现在每天都为了这个教会的状况祷告，希望作为一个特殊个案，他们最终可以安置下来，获得他们追求的那些目标。但坦率地说，我很不赞成媒体呈现的整个叙事。如果这样的叙事成立，这种做法成为一种英雄主义行为，在我看来，无疑是对“五月花”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