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景教，我所知不过是教会史上学到的点滴。
我感兴趣的不在于景教的聂斯托利传统，或者其神学的考究与汉语表述，而在于其消亡与影响之式微。
两点是有趣的。第一，景教的成功与其高度的处境化文化融合有关。
《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稱呼：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盧珈法王、馬可是摩距辭法王、約翰為瑜罕難法王；其餘如教堂叫作「伽藍」（或「寺」）、教士自然叫作「比丘」（或僧）、大主教叫「大法王」。
这种不打算创造异质文化生疏感的宣教策略，使其成功融入先进的佛教文化，但在灭佛运动中也就很快遭遇牵连。佛教的根源在印度，所以一时灭佛尚可死灰复燃。而景教自身在中东已经失去根基，相去又远，各大法王的典籍没能创造出异质感的观念，时日既久，湮灭不可复索。
第二，景教走高层路线，直接从帝王和首都往下，在民间没有根基。奉旨建大教堂固然是一件许多基督徒喜闻乐见的事情，但改朝换代之时，绑定在政权上的信仰，若缺乏坚实的民众基础，不能像罗马那样从下至上地影响国运，甚至皇帝也不得不称自己看见天上的十字架，自然成为一种暂时的观念而已。
如果景教有任何灵修传统，至少我在有唐以降，不曾在一手二手文献中发现一二。若强行将叙利亚或东方灵修传统植入，并非一种继承，仍然是一种外来输入。但这一次的输入，仍然会面临前述的两个问题：
是否创造异质感的观念，守住自我的独特之处，以某种沁入式策略慢慢推动更多的人了解这种传统；还是以流行的文化或现存的（比如新教）观念为化用，利用已有的基础来宣教。
第二，从基础宣教做起，还是走上层路线，通过学术、翻译，吸收部分已经了解甚至信了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扩大影响，与现有的基督徒展开对话。
在我看来，以危言陡论为路径，试图突破现有主流新教的藩篱，不过是短视捷径而已，并无长久益处。从宣教角度看，从前景教的两个教训是值得每个教会和宣教运动深思的。
信仰需要实体与组织，并非单纯文字传承。信仰（特别是一种灵修传统）也需要真正能体现出灵性成长的实例和路径。
若将推动一种灵修传统作为目标，所有的手段都应当与目标匹配。若是为了学术，又另当别论。若是为了建立名声，预备和知识分子对话，则当爱惜羽毛，三思而后言。若只是图一时之快，或者为了某种焦虑感所驱使，则不足为虑，徒然空耗而已。
我自有自己的焦虑。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