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的两次经历，对我的思想有重要的塑造。

这种直接的经验性塑造，并非书本知识的补充，而是直观的转变。

第一次经验是在多伦多这样的大都市做访问学者，因着另一种文明的冲击，我回国之后坦然地选择了一条更为冒险的道路，几乎是全部地重置，按下了reset键。

第二次的经验则是在南部圣经带的CIU接触了教会的多样性冲击，体验了不同形态的教会和事工。

我们的教会是欢迎多样性的。有一阵子，我觉得这里成了流浪动物收容所，许多受伤的弟兄姊妹来话聊包扎一下，又放飞走了。而我们也鼓励自己的成员有计划地“窜访”不同的教会——没有对比，怎么知道我们的优势和不足呢？

所以，我到任何新的教会做客座讲员，第一次总是讨论“使命”，如果还有第二次，就会讨论“多样性”——恩赐的多样性，事工的多样性，神学背景的多样性，Demographical多样性，外展的多样性……

当然，还有形而上学的多样性，或者说，教会形态的多样性。这一点之所以形而上，是因为作为一个地方教会，我只能保持一种稳定的形态——虽然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了与大多数教会不同的形态，但仍然只能是一种。于是，在形态上，我只能鼓励其他教会体现更多不同的形态了，但这是在我的直接影响力边界之外，所以只能听之任之。

经验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的人本主义……算了，我这样说下去会被狼人杀的。

对了，请看我复制粘贴的《事工哲学（6）｜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