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和重大建管95的硕士同学们见面吃饭聊天。毕业快25年，大家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也不大有人劝酒了。
10年零10天之前，Emma和我放下了国内的一切，去了CIU。当年公司的小伙伴们，现在大概也已经财务自由了——当然，我们也财务自由了。
昨天接到一个“猎头”电话，希望我重回IT行业。有一瞬间，我似乎动心了，只是在仔细检查了工作描述之后，我才发现我大概已经回不去了吧。
傍晚带着David出门散步，我给他解释为何我不能再做“网管”了。一个人的学历和经历，无论如何对于职业选择都构成某种制约。20多年前我已经做过大公司的技术总监和总工程师，拿着软件理论/人工智能的博士，系统分析师的证书，在CIU的时候又做过IT部门的Helpdesk，拿过一小时8美元的学生工资，因为语言问题到处被各个部门的员工投诉，到了这一切都结束多年之后，现在大概已经不可能再去做“网管”了。如果没有那么多包袱，也许我做个愉快的“网管”还是不错的。
突然发现，读神学的经历甚至有些“traumatized”。异质的文化似乎对人是一种隐秘的伤害。
讲道工作坊上，有位弟兄提出一个问题：讲道的时候是否（或者如何避免）使用自己的故事和经验？
我回答说，我自己是常常用自己的经验和故事的。一来，传道人讲的内容若自己也做不出来，或者没有经验，听众是听得出来的。另一方面，如果总是用摩西、大卫、保罗、奥古斯丁、加尔文或路德为例，在应用的示范上总是显得隔膜。唯一的问题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真实的生活，也没有工作要做，所以经验的密度可能较小，或者不能持续不断地产生新的经验吧……
论到无法产生新的经验一事，比如有人遇到难题，第一个想法就是再读一个学位。希望成为“学者型牧者”的不在少数，起因或许只是在牧会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而已。有趣的是，另一个学位似乎很少可以解决真实的问题（请一开始就考虑双学位吧），只是把问题推迟或者改换了类型而已，而且大部分认真读完神学博士的人或许都离开牧会现场，难以回去了。
最近也看了一些译者的翻译，比如某位当红的年轻改革宗传道人的译书。译文通顺，意思也基本不差，但粗枝大叶，英语和汉语的细微之处一概抹杀，句式和表现力比起原作而言似乎缺了精密和文采，只能算及格之作吧。另外看到的几个译者，似乎也还稚嫩，除了技术问题之外，在翻译的基本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上还需要许多探索。在我看来，打算做当代哲罗姆式的译经，是不大现实的。
好处在于，年轻一代译者正在兴起，也在成长之中，选题的丰富性也更多了，总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也许过几年，我的确可以放弃自己半路出家的翻译工作，回头去做那个半路出家的网络安全或者网络管理之类的看门老头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