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之前在广州和汉锋、豆豆吃饭，谈到豆豆的论文方向——“底层人群”。我好奇这个题目的定义，豆豆说，大体上失语的人群都算。也许是这样，互联网时代所有无法发声、发声不被听见的人都可以算失语人群。
我偶尔会接触从四线甚至五线城市来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如何平等地和他们对话。我那惯于宏大叙事的心灵不知道如何接近他们。我能想象的不过是最好的神学，最逻辑自洽的体系，最充分引经据典的理论，最激情澎湃甚至略微push的Manipulation。
当城乡二元化处境下的廉价而失语的劳动力在城市里筑起一座座高楼，支撑起底层物流和基础服务时，我发现自己在另一个场景下失语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那两个词，失语者和代言人，在我口舌之间纠结。在弄错了流程之后，终于轮到我发言。
于是我说，谢谢你们来城市里看我。在我有限的经验之中，若不是你们，我可能很难看见城乡二元之下更大的教会处境。严格地说，你们来到这里，是来服事和帮助我，让我看到福音的真实需要，帮助我找回失落的语言。在我看来，你们是福音现场最真实的代言人……
但我还是有些失语，只能简单的结束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见。而下一次，我一定要请大家吃火锅。
最近有些厌学。虽然我知道这或许是理性选择——我做的事情和我的知识输入-输出速率暂时达成了平衡，但看到自带学者光辉的朋友，还是有点羡慕。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苦难也有各种各样。如果是低人一等的苦难，比如饥饿，我的恩人还可以承认我受苦；但若是高级一些的苦难，比如为思想所受的苦，他能予以承认的简直绝无仅有。因为他朝我一看，忽然发现我的脸与他想象中一个为某种思想而受苦的人应该有的脸大不一样……
是呀，我该如何表现一种思想被困在厌学和渴慕知识牢笼中的苦恼呢？如何说服我的朋友，他们值得来城里看我呢？事实上，有许多人离去之后，再也不会回来，甚至会嘲笑那个给他们讲课的神学博士。
而我，甚至连苦恼的时间也不会有（因此只能焦虑），只能继续翻译下去（以回应那个”天才儿子“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讨论，在可以证伪的领域证明有人还在从事神学翻译），重读以赛亚（备课），预备主日的讲道（建国以后不能成精），为了月底的项目进度做校对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