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ING PHASE-OUT
Phase-out is not pullout, that is, leaving abruptly for whatever reason: health, personal, safety, completion of ministry goals. Rather, phase-out is benign neglect… it is “responsible disengagement…it is the planned absences of church planters, protracted over time, so that national believers can immediately strengthen their spiritual roots and wings” (Steffen 1997, 16, 20). It is the change of roles for team members (evangelist, teacher, resident advisor, itinerant advisor, absent advisor) as the nationals take over the various ministry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planting of reproducing churches. It is the bitter-sweet time when the nationals say to the church-planting team: “Thanks, we can handle it from here.” This is what Greg Livingston calls a “gracious insult.” Post-exit roles for team members are considered below.
简单翻译一遍：
退出策略
退出不是逃离，不是突然因为健康、个人、安全甚至事工完成而终止服事。想法，退出不是一种消极的应对……而是“负责任地脱离……它是教会植堂者有计划地、逐渐地离开，好让当地信徒可以更好地在属灵上扎根，在羽翼上丰满”（ Steffen 1997, 16, 20）。退出策略需要随着当地同工逐渐承担不同的事工挑战——包括复制新的教会——而逐渐地改变团队成员的角色（传道人、教师、在地咨询、巡回咨询、远程咨询）。当我们的当地同工说，“谢谢你，下面交给我们来做吧”，你的心里会充斥着苦乐交织的感受。这就是利文斯顿（ Greg Livingston）所谓的“gracious insult”(恩惠的羞辱)。 下面讨论退出后的团队成员所担当的角色……
经过2年时间的奔波，国庆节期间退出了光岩。明年会有更多的时间做跨文翻译、“问道事工”、工作坊以及教导工作。
这是我退出的第三个教会了。各种理由，Logos，Living Stone，Light & Rock，不过从20年宣教经验的Dr. Steffen那里学习了“Story Telling”之后，我就有意识地规划着自己的退出策略。
一般而言，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虽然不讨好，也没有口彩），就需要规划退出的问题。
这事和传道人的安全感有关。许多全职传道人，似乎很难有退出的门路。
我遇到过一些热情的年轻人，有植堂的可能性，但无法抽离自己的处境。在“体制”（无论是三自还是改革宗长老会或改革宗浸信会）内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年轻人的锐气会逐渐消磨。我的观察，大约3年（兆俊总说我喜欢“10年”这个单位，所以换一个年份）左右，退出的决心就已经很难下了——如果结婚、生子（特别是可爱的小公主），经济安全的考虑就会更加沉重。
所以罗大佑会写鹿港小镇“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所谓退出，或许还有退休在内。能否退休是一回事，至少在进入传道人职业的时候，需要多少考虑一下。一般来说，需要一个专业的财务规划来帮助设计一份退休计划书，何时退休，退休之后一个月大概计划花费多少钱，如何积蓄，如何分散投资……
最近我们在帮助传道人时，第一个要求就是请他/她诚实地评估自己的需要。把需要想清楚，我觉得是最大的帮助。举例而言，单身传道人觉得自己一个月1500元就够了，教会也能负担得起，于是一拍即合，进入了全职服侍。几年之后要结婚了，再过几年孩子要上学了，再过几年父母要养老，自己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要提前退休（我认识一个全职传道人，经常禁食，大概是没有食物了……她有严重的胃病，我觉得和营养以及过重的压力有关），但没有任何存款，也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上的改善……
于是回到传道人的powerstrugle上来——马斯洛的第二层次需要：生理需要之后的安全预期需要。
从社会动力学和组织行为学，甚至从人力资源管理学上看，目前所观察到的某些教会治理结构也很奇葩。我觉得其中存在结构性或系统性的剥削和abuse的因素。
在这种结构下，有些结论是几乎可以直接推断出来的，也很容易观察——也许下次讨论，全职传道人对补偿性“尊重”的需要（马斯洛的阶层跃迁——传道人跳过了社交的需要，直接要求尊重。或者说，乌希亚王没死的那52年，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未赛亚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