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二八原则——80%的基督徒不会读书，80%的基督徒一辈子都读不完一遍圣经，80%的基督徒会使用盗版。
所以，我的盼望在于，20%的基督徒竟然会读书，20%的基督徒竟然能读完圣经，20%的基督徒竟然会购买正版……
这样想想，不就心满意足了吗？
我写过一篇《从译者的角度寻找恩格斯》，里面引用的两篇文章都已经尸骨无存，姑且引用一段话放在这里，聊作纪念吧：
近来那篇“正版太贵了！基督徒可以买盗版书吗？”下面的留言大火，连我也忍不住模仿了一句，“《做个真父亲》价格真的不便宜，我可以做个假的吗？”，至少是拿着自己的弱点说事，没有泛泛地代表或指责或劝勉“中国基督徒”。
考虑到大部分人都不会阅读英文（即使我认识的译者中间也有情愿读译稿不读原书的），我把这段话翻译一遍吧（DeepL的翻译居然没处理好“never”一词，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请注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激进运动从来都不是由许多人的小额资金资助的。它们是由少数愿意买单的富人资助的。举一个相当古老但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谁资助了卡尔马克思？是恩格斯，而恩格斯的钱从哪里来？他是一个有财富的独立商人。(在现代，则是安妮塔麦考密克布莱恩和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科利斯拉蒙特等等——他们一直是激进运动的资金来源。)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力量的重要来源。这意味着，任何有 “疯狂 “想法并想宣传和推广的人，只需说服大量潜在支持者中的一小部分人，就能在思想市场上获得尝试其疯狂理念的机会。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1961）（Kindle Locations 243249）。Kindle版。Eddy&DeepL合译。
我的宏观经济学从弗里德曼那里吸收了很大部分观念。这段话以及对竞争的另一种“主义”的评论，是很有启发性的。对于我做神学翻译事工而言，大体的策略是：只要恩格斯家的商船队还在，就不要太介意别人是否“盗版”了。
我在课堂上己经讲过20年，copyright是不好的，现在流行copyleft。
对于”盗版“，我的观点就是如此。盗版是一个现实，只要法律不能主持公义，诉讼成本太高，违法代价太低，这个问题就暂时无法解决。但翻译的事，并不是为着那样的人而做的。尼布尔说，我们要祷告自己“有勇气为20的读者提供更好的作品，有胸怀接受80不太读书的收藏家，有智慧分辨谁是在真正的凿壁偷光，谁只不过是闻鸡起舞……”。保罗有句话说得比较重：
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nor thieves, nor the greedy, nor drunkards, nor revilers, nor swindlers will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οὔτε ⸂κλέπται οὔτε πλεονέκται⸃, ⸀οὐ μέθυσοι, οὐ λοίδοροι, οὐχ ἅρπαγες βασιλείαν ⸀θεοῦ κληρονομήσουσιν.
于是，那些印刷和分发”盗版“的，买“盗版”的，本来也不怎么读书，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书架而收集“盗版”的，喝醉了酒以后忘掉“盗版”的，“盗版”之后辱骂版权持有人的，“神学翻译是为主服事，你们好意思收钱”的，日后总是有机会在神的国前面去碰碰运气的。
我长期的翻译合作客户，“研经工具”，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收钱，而且专门翻译一些干巴巴的圣经注释发布在网上，这样就避免了盗版的动机嘛。说不上这样是培养了大家不花钱就看书的习惯，还是帮助大家更坦然地进入神的国。按照倪老院士的意见，微软让中国盗版，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的软件行业。以此类推，结论昭然若揭呀……
按照我的想法，如果盗版让翻译出版业难以为继，那就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吧。比如众筹翻译，私募翻译，教会选题并提供资金来定向翻译，以及资助我这样的“高产译者”放弃翻译的处境化写作……或者，先翻译，再来等待“恩格斯”的出现。
这就是《信任崩塌》，《坚固的服事》，《双塔耸立》，《平衡的讲道》等项目的动机与来源，或者《低端护教学》，《圣经辅导》等系列的来源。
作为译者，我很难完全体会出版机构的压力，但我极其同情他们。总是希望整个神学和基督教出版市场成为一个正向的反馈系统：读者愿意支持正版；出版机构能得到合理的利润，并投入在书籍的质量上；译者和作者能安心创作，得到合理的报酬，并在文字事工中成长。
顺便说一下。一个简单的观察：越是在高压之下，教会越容易转入地下，各自为政，失去联合的心志。于是各种极端、异端、非大公教会的教条会更容易流行，而反智的、出世的、分离主义的派别会比较多起来。以正版不易，传道人或基督徒需要属灵粮食为借口的“盗版”也会茂盛起来的。
艰难时事，我作为译者，已经预备好这样的局面会到来，但心的预备，总是需要真正的挑战来临才知道如何。
为我的出版机构朋友们祷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才是直接面对出版难局和盗版损失的前线——所以，愿一切都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