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mes-Rahe压力测试表是一个简单的测试,对生活中各个重要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打分。
排名在前的各项是:
1. 丧偶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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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婚 | 73 |
3. 分居 | 65 |
4. 入狱(双规,监视居住) | 63 |
5. 亲友去世 | 63 |
6. 重大伤病 | 53 |
7. 结婚 | 50 |
8. 失业 | 47 |
9. 复婚 | 45 |
10. 退休 | 45 |
11. …… |
表上大概给出了40多项各种事件,如果最近一年内某件事发生了,就将相应的分数累加起来。最后的总分就是一年内的压力指数。总分在150分以下,没有什么压力;150-300分,最近两年之内有50%的概率健康受到明显影响;300分以上,算是压力极大,两年内80%的概率会生病倒下。
在讨论跨文化事工,比如海外宣教,国际公司外派,外交官,留学等工作时,我们会在表上增加若干涉及文化冲突的指标,比如学习和使用外语,搬家,时差,子女教育问题,孤独,陌生的交通系统、货币系统和通讯系统等等,评估这些项目对海外工作带来的压力。
记得2016年我们一家为着Angela的缘故匆忙回到美国时,没有医保,没有住处,没有足够的收入,孩子入学,从前教会的朋友们认为我们背叛了宣教的承诺……各种压力加起来,当时我的评估是压力指数超过450。
这种情况若是持续一段时间,显然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但大多数海外宣教士的压力指数大概会持续在300以上,有些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压力(比如安全问题)也许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也许随时可能转化为真实。
这就是为什么宣教士的自我照顾如此重要的原因。所谓自我照顾不仅仅是灵性上的照顾(比如读经祷告),还包括身体健康、医疗保险、财务安全、募款压力、关系健康、情绪健康、事工果效(Newsletter stress)等方面的内容。
宣教士每次安息或退修,都应当找信得过的Member Care做访谈(debrief),分析,想办法解决各种压力源,或者寻找与无法解决的压力源相处的方式。虽然我不是做Member Care的,但大概能理解这样的压力。在美国的时候,我和Emma说,如果我们在使用英语的环境中都不能比较好的生存,那么去到说越南语的地区估计会更加困难的。所以在哪里生活就尽量适应吧。所以依萍说我非常Social,其实我知道作为内向型人格,要参与各种社交是多么不快,即使在最热闹的场合也往往端着一杯饮料坐在边上,然后想象Andy Dufresne坐在屋顶看着伙伴们喝啤酒那种谜一样的微笑,心里想着如何找人聊天呢?
从上个月开始,似乎自觉压力指数爆表。植堂,招聘传道人,远程安慰好友,规划新的工作坊,从译者身份跳出来与出版社和电子书平台进行各种沟通无果,校对完一本书之后的“松弛焦虑”,临近dead-line的项目,甚至成都领事馆的关闭……
有的时候,我需要安静下来祷告,或者在游泳池里将体力消耗殆尽,才能想清楚主要的压力源——那种造成身体反应,让人无法入睡的压力源——究竟出于何方。
早晨端着咖啡和Emma聊天,请她帮助我分析各种情况。然后就着手处理各种压力源。先给一个大姐发信息,暂缓一件甚为棘手的事工,然后与一位长辈约谈了两个小时出版业的情况,虽然进展不大,但至少理顺一点思路。现在留下的压力似乎还是在几本计划翻译的书籍或者已经翻译好的书籍无法出版的问题上。这种事情无法很快地解决,需要信靠神的能力,耐心祷告和等待了。姑且这样吧。
人力总是有极限的,也许我做的事情已经太多了,需要减少一些事工了。或者像Andy Dufresne那样用18年在墙上打一个洞,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工作坊的报名,还是有许多用QQ邮箱发来邮件报名的。我苦笑地并不觉得QQ邮箱是安全邮箱,所以仍然希望大家用signal给我联系,以后的通讯也主要采用signal。但回邮件到也并不增加压力,只是多一点事务而已。
期待9月开始的工作坊。这周有个项目忙着,下周恢复“平衡的讲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