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顿评论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时间是衡量自由的普遍标准》，值得每个人仔细阅读。
作者认为，对于新美国经济而言，时间是一种普遍流通的现金，也已经成为衡量自由程度的普遍标准和主战场。所以，关于“996”的讨论曾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争取自由的斗争。
引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
The workplace has been a central battleground in the debate over freedom. On the clock, bosses tell us how to act and what to do, even around basic bodily functions: workers can be told when they can use the bathroom. Bosses also exer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control over our personal lives, dictating limits on speech and our political actions. Governments can imprison us for breaking their rules; bosses can fire us, depriving us of the basic resources we need to live. Unlike our democratic form of public government, the workplace subjects us to, in the words of philosopher Elizabeth Anderson, a kind of private government, with no presumption of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or even regularity—a despotic state in miniature. Leaving our job is no check on this despotic tendency. People know this, which is why for centuries American workers have demanded more than the power to quit. As much as fair wages and safe working conditions, workers have also demanded safeguards over their time. 工作场所已经成为自由之争的主战场。在工作时间里，老板告诉我们如何行动，甚至控制基本的身体功能：管理到工人使用洗手间的时间和方式。老板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个人生活，限制了我们的言论和政治行动。政府会因为我们违反其制定的规则而将人投入监中；老板则可以解雇我们，剥夺我们的基本生活资源。与我们那民主制的公共政府不同，按照哲学家Elizabeth Anderson的说法，工作场所对我们的控制仿佛一个私人政府（private goverment），其中没有公平，问责监督，甚至没有规则可言——公司就是一个微型的暴政国家。辞职并不能改变这一暴政倾向。人们知道这一点，因此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工人并不仅仅要求自由辞职的权利。除了公平报酬和安全的工作条件之外，工人也要求合理的工时。
https://bostonreview.net/class-inequality-law-justice/mike-konczal-time-universal-measure-freedom
时间被剥夺，资本主义成为最大的“维稳力量”，无意义的“996”伴随着意义和时间的消解，身体的疲乏，关系的肤浅，家庭结构的破裂，阅读和思想的乏力，已经是肉眼可见的趋势。
我在反思目前的植堂模式。压制是双重的——public and private government。从疫情以来，我能感受到所有人的时间日趋紧张，经济收入也日趋紧张，焦虑感大幅上升，使得我不断思考是否要冒险合并一个大一点的聚会，解放同工的问题——与我们的植堂策略背道而驰的方向。
从宣教动员的角度，我甚至难以发现有时间参加训练的潜在宣教士。大家都在房贷、鸡娃、内卷和长得难以忍受的工时和通勤中耗尽。从培训神学译者的角度，似乎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挑战，一样的烦恼。
至于我自己，虽然工时比较自由，但每天工作的时间并不短，甚至不亚于“996”。我能感觉到讨论技术的热情在下降，工作坊的语速在下降，因为堆砌的翻译项目太多，都不好意思讨论任何项目了——客户会觉得我没有优先做他们的项目，对我不满吗？所以我没法讨论正常项目，也没法讨论自选项目或救火项目。
最近狠下心来，安排了更多的休息时间——比如确保安息日计划，开始听巴赫的小无，带着David打篮球，偶尔弹弹吉他……
如何平衡有意义的工作和休息，保证发呆的时间，已经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许多人要面对的斗争了。我并不打算成为全职牧者，仅仅是为了确保自己有一点闲暇读经祷告为事的时间，就像彼得辞职不做经理，而是选择7个执事那样。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只是逃避而已。
但我暂时只能从译者的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译者的低酬，几乎是这个社会最孤独、无组织、内卷低价竞争、需要长时间工作、付出健康为代价的工作之一。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译者，我似乎并不能获得提高工效与质量所积累的剩余价值，在目前的合同交付压力之下，我从前规划的自由工作，换取自由服事的时间，似乎也渐行渐远——仍然是一个survival model，不过是服事教会之后，加班翻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