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威敏神学》一书的情况。
此书的翻译，原是受了一个教会的委托，希望用此书作为教材，在教会走改革宗建制时能够有所参考。
但在翻译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都觉得此书的价值甚高，既然已经译出，若能出版，让更多弟兄姊妹受益，也是一件美事。于是请“橡树”出面和原书版权方拿到中文版权，计划在翻译完成之后，可以在中文世界出版。
因为这个项目是中途才请“橡树”帮助，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按照“橡树”的翻译体例来进行。
事实上，甚至没有人提供任何体例、翻译所依托的文本给我，是我自己在亚马逊购买《威敏神学》电子书，然后开始翻译的。这种情况也可以算是中文神学翻译界的一些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
举例而言，学人有一篇“丁东：《思痛录》的面世与再版历程”，提到韦君宜此书在上个世纪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稿酬是45元千字。写过字的人都知道，别的什么思想、学识之类的储备不谈，单单文笔流畅地写出千字来，需要多长时间。按照45元千字付稿酬，几乎可以说是羞辱斯文的事情了，若说是慢性坟书坑儒，也差不多吧。
【向支持福音联盟和酒标志的光耀猫致敬】
翻译也一样。我知道许多不错的译者，翻译的速度是一小时400-500字，有时候拿着80-100元千字的酬金。我一向觉得这第一环就出了问题，以后的翻译质量低下、出版社也不挣钱、盗版严重等等，大概都是彼此关联在一起的。但作为一个译者，我只能想点办法推动我能触及的这个环节，看看能不能试着提高译者的酬金水平，也可以多少帮助年轻译者成长，或者让优秀的译者在这个行业里服事更长的时间。
但另有一事，也算是翻译领域的惯例，就是将编辑、排版的大量工作，推到译者的身上。
比如，我曾经接受某个丛书的委托，翻译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柏拉图神学家斐奇诺的书信集。斐奇诺的文笔极佳，思想也深邃丰富，但我不太喜欢斐奇诺这人，读着他的书信，觉得太讨好Patron，或者说赞助人——也就是当时的欧洲首富梅迪奇。梅迪奇是佛罗伦萨最重要的银行家，也是米开朗基罗、斐奇诺等一众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的主要赞助人之一（米老师的另一个赞助人是教皇；斐老师是按立过的教士，所以也算是在教皇的赞助之下）。我可以理解斐奇诺和梅迪奇通信时的口吻，那时候没有什么出版业，印刷术也要过好多年才会流行起来，所以赞助人对于哲学家而言，几乎是最需要维护的关系——哲学需要悠闲（最近看来，神学翻译也需要悠闲）。
但无论如何，那时我按照56元千字的税前单价，承诺翻译这本书，用两年的时间翻译了前两卷，许多时候是在David刚出生，我们在读书和喂奶的间歇中完成的。
译稿完成之后，我的联络人又发给我一份翻译体例，要求全文按照体例修改一遍。那时我已经身心俱疲，学业也繁重。但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按照体例修改译稿的字体、参考文献的格式、引文的格式，将拉丁语词汇设定为Times New Roman，中文设为宋体5号，章节号分别用黑体4号的“一、二、三”，不能用原文采用的“§1，§2，§3”等繁琐的工作，是译者应当承担的本分。
我的理由简述有三。
1，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与设置体例这样的活动纠缠在一起，无疑会大大影响进度和翻译质量。这种问题，应该归入翻译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2，在采用CAT工具的时候，或者说在整个翻译工业界的最佳实践上，所求是译文与原文的字体、格式、排版尽量一致。我早年从事IT行业，从工作开始就讲究所谓MVC模型，也就是内容、控制和呈现相互独立、去掉耦合的设计原则。我实在无法理解现在的翻译机构仍旧采用排版、体例与翻译内容混合，将重担加在译者身上的做法。
3，我认为，让优秀的内容翻译者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考虑体例、检索人名和书名是否和翻译机构曾经积累的庞大数据库匹配等事情上，对于产生更多高质量的译本而言，实在不能说有益。作为一个没有研究生可以支配的体制外译者，实在无法可想。
所以，我告诉联系我翻译此书的朋友，实在是没有精力做这些体例的工作了。稿酬我不要了，请你用这笔钱雇一个专门的编辑，帮我将后续的事情做完吧……
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他自己做了一点校对和修改，在学校里找了一个硕士生帮助做了一些体例的修订，但仍然没有完成。因为时间拖得有点久了，我的朋友也很焦虑，于是我们在署名权上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我不认为做前言翻译、校对和体例修改的人应当署名为第一位译者，所以就收回译稿，没有再继续往下推动出版的工作。自然，出版社没有预付款，我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总是要等到出版了才会付款，我即使没有放弃稿酬，最终全部税前所得也不过3-4千元人民币而已）。就这样吧。
这是我唯一一次最接近出版一本书的经历，那是在2012年，将近9年过去了——书稿还在我的电脑里，而我的朋友已经法学博士毕业，进入高校做教授了。当时我劝他的一句话是，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为了此书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本来应当是出版社编辑的工作，都由你承担了。但你的学术生命还很长。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本书的署名权，过早地陷入麻烦之中。以后你会成为知名学者的，而书一旦出版，变成公开出版物，有些事情就不可改变了。
他听了我的劝告。我们虽然联络比较少了，但还算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后来我也不太赞赏出版机构将体例、校对、排版等工作全部推给译者的做法，常常因此而在翻译完了之后，与机构反复交流，我的许多书出版缓慢，大概也与这样的事情有些关系吧。比如去年翻译那本F.F.Bruce《使徒行传注释》，就差不多为此拖延了4个月，自然，最后酬金的结算也拖延了4个月。
回到《威敏神学》的翻译上。
这本书倒不是我不想按照“橡树”的体例定稿的问题，而是在翻译之初，就没有沟通过体例，半途才决定交给橡树出版的。
我在春节期间加班工作，总算将此书初稿做完。节后还有若干其他项目堆砌，按照禤老师的说法，都是要真金白银地投入时间来翻译的，而且受到天气因素、心情和国际国内局势的极大影响。
手中项目紧迫，我大概暂时没有时间完成全书的体例编订工作，至少要等到8月初才能抽出时间来仔细地按照体例修改和排版。若有哪位朋友愿意抽时间帮助我按照“橡树”的体例（相对来说，比出版社的要求简单许多）整理一下译稿，我将不胜感谢。
或者，有朋友希望借此提前读到全书的译稿，也是好的。
神学翻译工作是一个泥潭，但我总是心存盼望，想要推动和改善一些实践。
Eddy顿首！(附注：已有朋友帮助处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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