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需要写作来对抗遗忘。写作也总是为了对抗遗忘，而不是为了对抗“杠精”。按：本文不涉及神学或解经问题，不涉及某些立场的“神学正确是一种神学不正确”的问题。
在帝都的每一天，都涉及到教育的问题。有些朋友因着教育而搬家，有些朋友在严肃地讨论古典教育，有些朋友在忧心教育的质量，有些朋友保持在不婚或没准备好接纳家庭新成员的状态……
我们家选择了在家教育，我的考量已经在这篇文章里加以说明：事工哲学（23）——我们下一代的吗哪（关于教育），但似乎仍有再说说清楚的必要。
在学习项目管理的时候，我们会首先强调项目与产品的不同。项目是一次性的，占据稀缺资源的（比如房地产项目）；产品是可复制的，可批量产出的（比如教材）。
从学校的视角看教育，学生是学校的产品，可以在墙报或更有影响的报纸上发榜，“某某同学喜得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云云。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而已，教育是一个项目（Project），不是产品（Product），既是一次性的，也占用家庭的稀缺资源，比如学费。
为此，我放弃了继续读神学博士的打算，不想10年后面对因为缺少学费而失学的孩子们，“爸爸拿了两个博士，而我们却连上大学也没有钱。”
传道人的简朴生活，或者傅士德的“简朴生活礼赞”，大抵如此自觉。
从项目安全的角度，我选择了在家教育，因为我略微担心各种教会学校或基督教学校的稳定性与师资。
稳定性的问题，各种新闻或传闻中随时听到，搬家，关门，消失，解散……我为了那些孩子们揪心。
而作为一个20多年教学经验，10多年牧会和教导经验，属灵恩赐中“教导恩赐”较强的译者，我不以为英语出色的人就天然是一个好的英语教师，或者本科毕业就能随意地教授幼儿园全科。而我知道的一些学校，其师资流动更替之快，以及每换一个英语老师或中文老师，就更换一套教材或大纲（若有），隐隐约约让我对这些“项目”的质量感觉不安。
所以，我选择了“在家教育”，或者按照流行的说法，“家长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当然，从项目的角度来说，既然是一次性地消耗稀缺资源，任何项目都有风险。比如近来有位学生被家长当众责打而跳楼，对于社会来说是个引起反思的悲剧，对于家庭来说，这个项目就算是“失败”，所有的前期投入都没有了回报。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有承担在家教育风险的预备，也有纠结和缺乏信心的时候。
另一方面，选择在陪都长期居住，就意味着和北上广的丰富教育资源隔得遥远了。有时候我想，现在我们做的“SonLight”，似乎没找到一起实施的家庭，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的我们一家，是在重新发明车轮。
我有时给Emma建议，要不我们每月开放一天，请其他对在家教育感兴趣的家庭来观察？Emma说，家里的收拾和清洁不做好，似乎不宜接待。要不你来做？于是暂且作罢。
其他关于教材体系选择的考量，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了，主要是希望为了孩子们保留理性上的自由和开放，不希望灌输太多不可变的“绝对真理”。从教育的角度看，我更看重圣经世界观之上的批判性思维：
但我的顾虑主要是教材中的“基要主义倾向”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宗教会有着与基要主义联合的趋势。Fiona说，这种趋势或许是为了对抗极端灵恩派而造成的。如果有一个“敌人”，或许我们自然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另一个极端。于是，我们的“基要主义”并不是仅仅包含基要真理，还牵涉到各种与拯救无关、神学上没有定论的教导，作为“基要”的一部分增加了进来。或许，还有一些律法主义的元素在里面。
……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辨就接受基要主义的某些观点（比如，创造论观点），到了青春期与父母关系紧张，又离开教会去到大学阶段，受到同龄人玩世不恭的嘲弄或教授们的自然科学话语体系的挑战（比如化石证据，岩石证据，宇宙论证据），看到建基在科学上面，拥有庞大技术体系，支撑着整个工业社会运转的现代知识体系，有着时候或许有可能有一些些的概率失去信仰（有更大的概率在35岁的时候回归）。
从我的项目风险管理偏好来说，只要教会继续热心地“反科学”，我就不打算将孩子们送去教会的学校。一方面用“六艺”来训练逻辑，一方面毫无逻辑地教授“如果心理学符合圣经，我们不需要心理学；如果心理学不符合圣经，我们更不需要心理学”；或者纯粹从所谓“护教”的角度，在论证的时候排除压倒性的、更有系统解释能力的、相反的科学证据，仅从神学立场上坚持恐龙与诺亚一起进入了方舟；或者以政治正确的立场呼吁某种基要的观点——我不太认可这样的教育模型，而是尽量保持一点距离和警惕。
实际上，当教会以细分的“神学正确”为驱动，不管是“十字架神学”还是“苦难/荣耀”神学，同时又排斥分学科的现代教育，提倡整体性古典教育时，我也认为其中有值得讨论的内生逻辑矛盾。
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从[email protected]的项目角度来考量，也仅仅是我们此时此刻的选择，并无任何推广、反抗或显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