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对话，其次工作坊，再其次才是讲座。整个2020年，遍地飞着zoom讲座，我只打开过一次：D.A.Carson的TTi释经讲座。
因着时差，Carson老先生早晨刚起来，在镜头前以他一贯严肃的冷幽默说：Good evening. I am speaking from past to future…
并非理所当然，但我就是知道，这是一个双关语，一方面指中美之间有时差，另一方面指老人家对年轻人的勉励。而现场的交传一脸茫然地说，“Excuseme？” 然后Carson就耐着性子重新说了一遍。
我的右脑对自己的左脑说，Eddy，咱俩逃课喝咖啡去？这就是我在整个2020年的学术讲座经历，看着一个精心设计的开场白，因为文化鸿沟而成为一滩。
对话不一样。我特别喜欢和二三个自带左右脑的好友对话。话题的展开和互动，每次都能带来许多新鲜的洞见。
这次去京城3天半，扣掉讲道、主日学以及老朋友吃饭开车时的闲谈，还见了8位慕名已久、从未谋面的好友，用去了整整24小时的时间聊天，连我的失眠症都治好了。Joplin上有些题目，大概是他们逼着我回应，不得不临时想出来，留着慢慢整理的。
去年回国安顿，并非条件所迫或者走投无路，我自觉地选择了某二线（准一线）陪都为基地。我以为自己知道选择的得失利弊，但没有料到4月参加神学生团契的和合本100周年研讨会，在思想上竟能带给我如此大的愉悦。当大家都不在牧会现场，而是单纯的思考和神学、哲学高空作业时，固然务虚而难得落地，至少我是渴望常常有这样的机会。
去年的研讨会留给我自己的成果，实际上变成了那篇《以神学翻译为志业》，培洁说是丢进翻译事工机构的一颗炸弹。
夏天的乡建10人行，则构成了另一个维度的思想和行动资源，多少和现在的事工模式有关，成果是一篇联合发表的文章，““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知网能查到，我的作者单位署了“跨文传媒”，贡献部分在【在乡村发现中国】张聪：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
年底的和合本学术研讨会，则认识了一批不在牧会现场的学者，有一篇关于和合本新约希腊文中条件语句翻译的论文，因为约稿之后一直未见发表，大概过几天我可以问问当时的组织者是否还打算发表，或者就径直贴上公众号了事。
我并不惦记学术，但是，一旦有机会讨论和聊天对话，顿时就得意。所以我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再去拿一个什么PhD了，安然居住在陪都就好，翻译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做点教会的事情，不要再用学术规范和学术阅读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了。
或许这就是当年的穆迪与CIU占据美国海外宣教士半壁江山的气质，不过最近CIU中文项目正热烈地讨论着三位一体、东方传统与巴特，也颇值得一观。
所以，于我而言，留在陪都挺好的。一年去几次帝都和魔都，与教会和学术上最锐利，最具思想和感受力的一群朋友聊天，了解学术圈和教会牧者圈所思考的热点与趋势（比如美国的华人教会正在转向为全英语礼拜？为了下一代？为了脱钩？），不至于完全脱节，再用小口径将吸收的信息输出到我的“朋友圈”，也是一件乐事。
在机场候机自查健康码时，一位遥远的、从未见过的朋友和我通话，希望来我身边实习，并谈到对我的印象是“偏于学者型的……”，我只能报之以苦笑，文字易改，气质难译，真是译者的切肤之痛。
这次北京之行，成果是一上联求对，一首现代诗。
不是为了“解构”各种基督徒“诗人”，所以我用了1分钟，在列车停靠大猩猩城的间歇，写了这首据说意味深长的“诗”，加上了一个奥秘的题目：“外一首”。最近在实验的语言是形容词或副词作为实词，比如“一滩”或“丛中”。
上联曰：神学正确是一种神学不正确
求下联。
诗曰（外一首）：
我们谈论过系统神学和教义神学
历史神学和实践神学
那些碎片和残渣
那些闪闪发光的碎片深深地吸引我逃离。列车划过大兴新城
（在我的川音之中，无异于大猩猩城）
“车门关闭，请勿靠近车门”
我只能看到铁塔和基站
跨过一道高架桥
秋天的荒原与低矮的房屋
掩盖在尚未变黄的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