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书信的性质。新约一共27卷，其中21卷是书信体。就文体而论，书信是古代世界常见的文学形式。无论是教会内还是教会以外，人们都广泛地使用书信来对话、传递信息或者就某些问题展开正式的辩论。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被广泛认为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演说家，同时也写作了大量的书信，现在还有大约835封存世。第一世纪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尼禄的导师和顾问、哲学家塞内卡（公元前4年-公元65年）写了124封信，合称Epistulai Morales （《道德信简》）。*这些书信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各种道德主题或存在的问题。在基督教出现的早期，许多教父们，比如波利卡普、罗马的革利免、俄利根和伊格纳修等人，都利用书信来鼓励信徒，指引会众，处理与教会生活有关的教义和实践问题。
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前后，显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书信都是一种常见的文体。因此，当我们看到新约中有好些书信时，无需感觉惊奇。事实上，雅各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乃是已知最早的基督教作品。（即使不那么确定，但马可福音也可能是在公元44–58年之间写成的。）
一些学者提出，在文学体裁上，新约书信是否应被划为书信体。他们指出，与同一时期的世俗书信相比，圣经里的书信不那么正式，更像是私人之间交流的文稿。这种看法显然过分夸张了新约书信与正典以外的文献之间的差异。约翰书信充满感情和私人信息，使用了极为通俗的语言。另一方面，希伯来书则相当正式，风格上近于讲道，只是在结尾部分带有典型的书信特征。腓利门书是一封随便的私信，但其中的说服十分考究。简单说来，新约书信在风格和主题上十分不同——甚至保罗的书信也各不相同——但大体上均属书信体。尽管这些信件的目的和主题各异，但只要研究一下同期的世俗书信，就可以确认这一结论。
当然，与古代世界的其他书信相比，新约书信相当特殊。虽然其作者完全想不到自己的书信会在以后的许多世纪里被人不断地研究和使用，但情况正是如此。从很早的时期开始，教会就认识到这些书信蕴含着独有的真理与权柄。他们成为基督教正典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人们最常用于讲道的部分。
用使徒书信讲道的建议。与圣经中的某些文体相比，书信相对来说容易处理，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识大多数书信的结构。一般而言，书信的主要观点或主题明确，支持论点的证据也很清楚。我们常常可以顺着作者的思路形成讲道大纲，但仍然需要注意，不要让讲道成为了教学或一句一句的圣经注释。
虽然勾勒各种书信的内容大纲相对容易，但传道人在处理书信中涉及广泛的教义和伦理问题时，将会面临不那么轻松的挑战。有些讲章可以比较容易地顺着经文的思路构造。然而，还有一些讲章需要传道人仔细斟酌，因为他必须处理一个在特定时代和场合显得重要的议题，并面向当代的听众探讨相关的议题。有的时候，处理伦理问题比处理教义问题更为困难。
例如，保罗在信中所讨论的罪及其后果、称义、成圣、恩典、教会等神学议题，对于当时的教会和今日的我们同样重要。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不需要小心地选择术语、易于理解的示例和合适的应用。但是至少经文所呈现的神学并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当我们讲腓利门书（一位逃亡的奴隶信了主，成为了基督里的弟兄），哥林多前书 8章（是否可以吃献给偶像的祭物），甚至彼得前书 4章（讨论做基督徒将要面临的逼迫）时，需要传道人仔细考虑相似的应用场景和普遍的原则，而不是在当代的文化中精确地复制古代教会的做法。
与圣经中的其他文体一样，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需要选择一段覆盖完整主题的经文。在书信中，这大概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选择一个段落，作为预备讲章的基本经文。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详细地分析所有的经文，但必须尊重这段经文所呈现的主题，并在讲道时忠实地传达。我们还应当注意，若一段经文用了好几个段落来处理一个较为宽泛的主题，往往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细化主题，以减少经文的长度，让传道人可以更加容易处理讲章，听众也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文。谈及这个问题，我想举罗马书中的教义讨论为例。有些宽泛的主题，比如罪、称义和成圣，往往需要两三章才能讨论清楚，用一次讲道远不足以充分地处理。（概览型讲章或许是一种例外情况。）因此，传道者必须根据主题的某些方面对经文进行划分。一般来说，随着传道人对不同段落加以仔细研究，他就会渐渐明晰应当如何划分经文，因为每一段大体上会谈论这个宽泛主题的某些特定侧面。
在确定经文长度时，传道人需要考虑整体讲道规划、某些特殊讲章要达成的具体目标、听众的需要、在礼拜中留给讲道的时间、自己的解释技巧和布道技巧等其他因素，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没有什么僵化统一的规则，传道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例如，假设有人选择了哥林多前书 13章来讲基督徒之爱。我们可以用一次讲道覆盖整个一章的内容。或者，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三次讲道的短系列，每次使用一段经文（1-3、4-7、8-13）。我们也可以考虑其他的讲道系列组织方式，但这种划分似乎是传讲这一段经文最为自然的方式。
新约书信，特别是较短的书信，特别适合作为讲道系列。有许多书信可以划分为适合讲道的短小段落，但又不会让整个讲道系列变得太长。一个常规的书信经文大纲就足以提供有益的洞见，让我们发现适合讲道的经文。一般而言，经文大纲都是按照主题来划分的，自然构成了讲章的提要。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还要仔细讨论讲道系列的问题。
因为新约书信包含各种文体——诸如自传、教导、劝勉、旧约引用、诗歌等——不需要太费劲，就可以实现讲章的多样性。从讲章结构上讲，我们没有借口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使用同样的讲道手法。当我们采用一卷书信作为讲道系列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但即使在我们平时规划讲道计划时，讲章的多样性也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书信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结构变化。 最后，用书信讲道时应当首先提醒听众，这些经文来自一封实际的书信。有时候我会听到一篇基于书信的讲道——特别是单篇讲道，并非讲道系列——传道人绝口不提这段信息本是一封书信，为着某个（某些）收信人的需要而写。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我多少会有点感觉稀奇。听众需要知道这是一封书信，在历史上某个具体的时间，由书信的作者写给（通常）在某个具体的地点的一些人，讨论某些具体的议题。与传讲其他圣经文体一样，相关的背景信息有助于听众与古代文本之间建立联系。他们需要明白，经文在原始的背景中针对原始听众所具有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乃是经文今天仍然适用的原因。在我看来，随着我们的文化对于圣经越来越陌生，新约书信越发显出其重要性来。传道人若忽略这一部分内容，将会剥夺听众更好理解圣经性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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