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债之欠久矣。
最近睡眠不足，每晚都要起来几次，为两个年幼的女儿盖被子，坐在Angela床头陪她睡觉。早晨起来，往往日上东山，月隐西楼之后。似乎这才是要开始正常生活的节奏。
进入11月，暂且将其他所有事情都放下，每天都在校对《广西宣教史》。在此过程中，也读到其他一些文献，比如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陈峥等人写的“天主教会放贷与清末广西教案”，号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广西乡村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批准号０９ＣＺＳ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随手引用此文中一段，简单评论一下这篇阶段性成果，希望最终结题的时候不要仍旧这样缺乏史实，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结论。
除了教堂的放贷外，一些地区的教徒还在教会支持下，成立借贷互助组织，教内群众可以借 贷，同时亦对教外民众放贷。如在象州龙女村，天主教大约于１９世纪末传入该地，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调查，“他们有信天主教的，据说在三四十年前，已有天主教传入，现时他们的村里，有几处还有教堂，虽说十分卑陋，然外力之传播可见一般了”。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传教士苏安宁（Ｍａｔｈｉｅｕ Ｂｅｒｔｈｏｌｅｔ）在该地“成立了婚嫁协会，提供资金给准备准备建立新家庭的青年，并通过盈利使资本适度增长，在短短几年内，解决许多年轻人因婚姻缺乏资金的困难”。据国内有关资料记载，该婚嫁协会亦名“结婚会”，是教堂拨出专款设立的，经济困难的教徒及其子女在办婚事上有困难时，可以向“结婚会”借贷，不收利息，三年还清。
教会对教徒的放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教徒的经济困难。在广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巴 赞写到：“马赖先生死后，……在继此之后的战争和饥饿年代，异教徒们被成百地饿死，而基督 徒们却从未缺乏过生活必需品，他们甚至还成功地设法勾销了几笔债务”。但因大部分属于高利贷，这就加重了教徒经济负担，加深了他们对教堂的依附，导致他们在经济和人身上受到教堂控制。
只有按照预定的世界观，才能将这样的史料解读为最后的结论吧。这种世界观在另一本由牟安世写作的、叫做“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的书中有明确说明：
本书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一，本书遵循马克思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和“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述，提出义和团反瓜分爱国主义运动实质上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基督教殖民制度”的群众运动；它之所以采取“反洋教运动”来作为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在当时看来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其二，列宁在1916 年发表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指出，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时代乃是“为分割世界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的“金融资本的时代”；列强“拼命争夺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依据列宁有关论述，说明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就是反对“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而从反洋教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反对那些“已经开始瓜分中国”、“盗窃中国”的“欧洲各国政府”。
正是这样一种史观上的偏见和偏颇的研究方法，可能造成了我们对当代发生之事的各种误判，不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历史，吸取经验，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
这大概是我花费许多时间在“广西宣教史”上的原因。一方面我希望看到在当代参与中国宣教的宣教士所书写的宣教历史和文献，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知识阶层的基督徒，也有责任回应和对话牟安世和陈峥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背后更广泛的思潮。
但是在翻译和阅读的过程中，我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大概《广西宣教史》暂时无法在大陆出版。究竟如何处置，已经不是我一介译者可以掌控，我能做的不过是认真校对，将每个宣教士的中文名字尽可能查找出来，并将文字保留在这里而已。以后的出版，大概需要和原作者商量才能决定了。
这本书是跨文第一次用微信众筹的方式来筹集翻译资金。感谢许多认识或陌生的朋友为此项目筹集资金，能够让我顺利地支付译者的费用。这也是我想要尝试的创新翻译项目方式之一。目前看来，如果不是因为我寻找出版社的版权谈判进展不顺，自己心里没底，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完全可以支撑神学翻译项目的。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从作者和原出版社拿到版权的问题，似乎是一个难题。
在此，我希望曾经支持本书的各位好友，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告诉我你的邮箱，我要发送本书的pdf试读版给你们，请你们试读和提出意见。在本书出版之后（如果未来有这样的可能），我会寄送纸质版给大家。
非常感谢。
接下来要忙着《坚固的服侍》一书的校对和编排。时间是一个大的问题。已经有许多人在询问出版的时间了，我设定的目标是感恩节之前。仍然谢谢大家的耐心和容忍。国庆过去之后，网络版还没有删除，所以若想要阅读的人，还是能在网上看到。
另外，最近应当会重发《山友》的微信公众号版，也欢迎阅读。
简单感谢和说明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