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周立兄邀请，与几位有趣的学者们一道在西南的重庆、贵州和云南乡村游学。
一日，在中国最重要的农村改革试验区湄潭访谈了5个村庄，了解包产到户的“生不增、死不减”原则出现的历史背景，争议和效果。
30多年前的1980年代，第一次分田到户之后几年，农村家庭的人口因为婚丧嫁娶，已经有所变化。于是村庄里面临二次分地的难题。如果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农户因为对分地预期，可能会减少对土地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可能将第一次分到的低产量田地拿出来流转，其他农户并不愿意接收。因此，家中儿子多的农户极力要求在分配土地，而姑娘多的农户则希望保留现有的土地。村民们在一个油坊之中开会，在经过3天3夜的激烈争论还是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一位旁听的大队干部生气地拍了桌子说，“干脆生不增死不减！”
这句话几年后进入了“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影响中国农村政策的关键性经验。
当晚的经验分享会上，温老师通过网络连线，也发表了他的观点。他提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在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制度设计问题，认为实证的结果表明，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前设条件（一旦限定了土地的长期私有——“生不增死不减”，加上自由市场的假设，发挥农户的积极性，就可以提高农业产量，倒逼没有土地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或进入其他产业）在实践中是无效的，80年代初分田到户所带来的红利，很快就消耗干净了，并未达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预期。温老师希望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具体验证这一命题。
这算是我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第一次看到“新古典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交锋片断。
几天以后，我们去了傈僳族聚居的老君山地区，访问黎明村。陪同我们去村里的是邓仪先生的“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团队，一个“民非”机构。我们到了几个村民小组，观察了“村寨银行”的借款和还款，也有许多时间听邓老师及其团队的经验分享。
邓仪老师从事环境保护三十多年（看来比我1994年参与建立的“重庆绿色志愿者”还早几年），在实践中有过四次工作模式的调整。目前他基本采用不干预村民自治的原则，在任何事情上，都听随村民自己的意见。比如，在“村民公约”上，一个村提出“不许在树上打洞”，以保护木材的价值为目标，另一个村则提出“允许在树上打洞”，以吸引野蜂筑巢为目标；在村寨银行的放款用途上，也毫不干涉，即使村民用钱赌博喝酒，只要第二年能还上钱，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作为一位行动者，他在餐桌上说，许多NGO带着已经设计好的理论到农村实施，往往是好心办坏事。在实践中，“理论无法指导实践”。
从黎明村回到丽江，我们又访谈了“种子保护网络”，谈及大资本和国家对种子资源的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多样性消失，生态脆弱等问题。大家都觉得有些气馁，因为这样的趋势似乎无法阻挡。仍旧是行动者们给了我们希望，因为从理论去推导理论，在粗暴的跨国种子公司和国家层面的种子安全战略面前，学者们的理论似乎并不总是能够影响到实际发生的事情。
但是，管奇在丽江的工作，以及他的同事们在广西的工作，至少为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保留了种子的多样性，构成了现有情势下的B计划。
在大理，我们访问了5对“新大理人”，有保护古建筑的美国人林登夫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甲马”、手工纸和毛毡的田老师，返乡创业的白族夫妻小白和张斌，搞自然亲子旅游的悠悠，以及民俗“四十英尺”的王丹。
在行动中，他们展现了非常多的可能性，大大减轻了前面几个访问地点带给我们的悲观调子。
乡村建设的核心经验之一，就是“国际视野，在地行动”。我在反思如何将这样的经验应用到我的行动之中。唯有在具体的行动中，才能展现出福音的可能性，也唯有在多样化的行动中，才能发展出处境化的实践神学。这大概是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