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
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第二日吗哪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也不再有吗哪了。
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约书亚记 5:11-12 和合本)
（1）
前几天在群里，有人分享一位牧师的代祷信，说起家人被限制出境的难处。Melisa在群里说了一句，“当官的有裸官，当牧师的也有裸牧”，一时大家都沉默了，谁也没有说话。
（2）
我们没有送去孩子上学，不是因为别的缘故，就是没有钱。在美国可以买动物园的家庭卡，在重庆就只能老老实实买5张门票，一次性将一卡通上的余额刷为0。如果情况允许，过几年孩子大了，需要回美国上学，又需要Emma去陪着，而我在国内的事情又离不开的话，大概我也会考虑“裸译”。
（3）
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事工，从孩子出生到读大学离家，大概是18年的时间。教会如果办学校，也需要规划这么长的时间，预备场地、师资、教学计划和各种资源。
但是，无论基于任何的原因，对教会学校影响最大的还是稳定性问题。不管再优秀的学校，如果办不了几年就关门或者搬家到异地，对于孩子们的影响是相当难以预料的。一旦在教会学校学到初中阶段，估计再回到公立系统也会有难度。而失学的孩子们，是我觉得心疼的点。
所以，在我看来，办教会学校的目标之一是稳定，而这个目标或许与一些教会另外的目标发生冲突。比如……算了，我也不举例了。至少当一个教会评估之后，认定自己的其他目标与办学稳定性目标有着潜在冲突的时候，或许考虑一下孩子们的未来，把教育与教会事工略作切割，避免牵连影响，是一种审慎的态度。
(4)
目前，我们选择了在家教育，就是想避免教会学校的不稳定性。
在家教育之中，我们选择了 SonLight，而没有选择更为流行的BJU或Abecca，除了这些学校收费较高之外，还有另一种考量。
有一个网站叫做“BJUGrace”，是一位BJU毕业生办的，涉及到BJU的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
但我的顾虑主要是教材中的“基要主义倾向”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宗教会有着与基要主义联合的趋势。Fiona说，这种趋势或许是为了对抗极端灵恩派而造成的。如果有一个“敌人”，或许我们自然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另一个极端。于是，我们的“基要主义”并不是仅仅包含基要真理，还牵涉到各种与拯救无关、神学上没有定论的教导，作为“基要”的一部分增加了进来。或许，还有一些律法主义的元素在里面。
而早期进行这种“基要主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其保守，而在于可能失去我们下一代的信仰。
(5)
无论怎样的宗教教育，孩子们到了青春期以后，大概21岁左右，都会面临着自己确立信仰的挑战。他们不会简单地无条件地接受父母的信仰，更难于接受祖父母的信仰，反而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我略微有一些经验，因为陶陶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在教会里也讲过一次道，现在正在帮助我翻译一套“系统神学”的课程，作为他的“在家继续教育”的神学训练、英语培训和写作训练的一部分。他有些天外飞仙的想法，但至少我不会担心他不认自己的救主耶稣。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辨就接受基要主义的某些观点（比如，创造论观点），到了青春期与父母关系紧张，又离开教会去到大学阶段，受到同龄人玩世不恭的嘲弄或教授们的自然科学话语体系的挑战（比如化石证据，岩石证据，宇宙论证据），看到建基在科学上面，拥有庞大技术体系，支撑着整个工业社会运转的现代知识体系，有着时候或许有可能有一些些的概率失去信仰（有更大的概率在35岁的时候回归）。
(6)
教育是一条单行线，选择了教材体系，就很难改变，而且过了某个年龄阶段，就不可能再回头用新的知识体系去填补那个年龄的教育。因此，教育是一种信仰的冒险。但是对于个体而言，我希望保留更多的机会，让后面这三个孩子也能像陶陶一样顺利地度过在家教育这个阶段。
当然，这只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并不是一种可以抄袭的榜样。
（7）
一般来说，看到我的人都会猜错我的年龄（+-15岁以上）。但是有一次和微信上一位从未见面的朋友聊起来，他也以为我是90后。
我有点吃惊，“我的文章看起来，我有这么小吗？”
“不是。我很少看到你这么大年纪的神学生带着全家回国。”他这样回答。
我们这一代可以仰望旷野的吗哪，但是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终究要吃地里的土产，依靠自己的信心来仰望神的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