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前，易君说今年是和合本翻译发行100周年，北京的神龟们要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我来参加。那时我还在纠结究竟要不要按立为牧师的事情——一方面我想推动的事情没有同伴的认同大概很难推动，另一方面我想推动的另一些事情则需要低调。
在这样的纠结中，我还是选择了按立牧师和接受邀请，而学术圈这三个字，大概都是需要的。换句话说，学养水平、事工的策略手段和人际关系，对于我想要推动的事情来说，多少都是必要的。
学
杜老师曾经说过，“乡关胡骑远，宇宙蜀城偏”，我在的地方，就是宇宙的偏隅，离开五道口大概还有50环开外。
于是我就打电话确认研讨会的时间和程序。易君说，你来给我们讲和合本的翻译吧，这个方向研究的人不多，神龟们中间没有比你更合适的。
这样一说，我就找到重回学术圈的感觉了。10多年前，我和启元一起组织重大的人工智能研讨会，邀请博士们分享自己的研究课题，那年洛克威尔还给了我一个优秀博士生奖学金，沈一栋老师说，这事很难得，因为这个奖一般只给系里的老师们或者有关系的人，我这样的圈外之人，或许是第一次吧。
我就问易君说，我做的那点研究你又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是一点释经学的分析而已，要拿来向其他神龟们介绍，还是没底的。你打算要我讲什么，讲多久，什么时间讲，什么形式？就这样挤牙膏一样，最后他终于吐露，原来我是这次研讨会的两位主讲之一（另一位是复旦大学著名的基督教研究专家刘平教授），而且，不仅要讲一点和合本研究的问题，还要至少两次。
这种事情，已经值得用震惊体在公号上发头条了，或者充作睡前故事，拿来吓唬david睡觉。我就对易君说，好吧，我把目前所做的十分钟就介绍完的工作分别为剩，第一次从语言学角度讲和合本翻译，第二次从释经学角度讲和合本翻译。就这两次，不能再多，一次一小时。
然后，我就订了票，带着我送去脱产培养了23年的助理陶陶，去了北京。
早晨五点就起来赶早班飞机，到了宾馆已经很累。小睡了一下，无法入睡，易君又说，今晚的第一场和明早的第二场就是你讲了。我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因为我的题目太烧脑，今晚大家刚来，昨天又是复活节的忙碌，这是要让大家吐血的节奏吧。于是我连喝三杯黑咖啡加奶加糖，在咖啡因还没有生效的时候就上场了。
稍微出乎我的意料，大家的反应还不错。这群回国服侍了多年的牧者和学者们，对于希腊文还没有完全丢掉。我算是有备而来，给出的例句都是自己研究过的，而在座的神龟们居然也能分析解读各种变形，拿出头头是道的结论，发表极有见地的见解，我只能感叹说，“宇宙蜀城偏，中心在海淀”。
显然，我讲的题目是与会的神龟们中至少一半都能讲清楚的，所以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两个时段，脱离了日常的事工，一起研讨希腊文圣经的翻译问题。而我只是一个抛出各种话题的议程引导者，真正的成果都在我们的讨论之中了。（顺便说一下，官话和合本是1919年4月22日发行的，所以我发言的那天晚上，2019年4月22日周一晚，正好是和合本发行100周年纪念日。）
术
因为缺少预算，我大概是难得来一次京城。所以，除了参加和合本翻译发行100周年纪念，还想要拜访几个主内的翻译出版机构。
这一次主要想沟通译者生活的艰辛，希望机构可以考虑提高译者的酬金，让好的译者可以长期委身在翻译事工上。2019年上海的小时最低工资是21元，而我们许多不错的译者，在翻译基督教文献书籍的时候，拿到的酬金比这高不了太多。
所以，我去拜访了“橡树文字工作室”和“研经工具”网站，对他们说，我代表译者，你们代表翻译机构，但是我们都代表中国教会对于高质量译作的需要，因此应当是一个共同体。我在尽力培养高水平的译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他们留住，那么我们永远都在低水平上重复，大家都会为了寻找译者而焦头烂额。
我没有期望一次沟通就能改变这个状况，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呼吁那些因为高水平译者和译作而受益的教会和基督徒个人，能够关注这个问题，更多地支持主内的出版机构。
另外一个议题，是向各个主内机构介绍我管理翻译团队和翻译项目，培训译者的方式。
2015年我确定以职场宣教为目标，选择主内翻译作为切入点时，“研经工具”给了我第一本注释书的翻译。从那时开始，我就视自己为一位“职业”翻译工作者，于是投资了600美元，购买了第一份辅助翻译软件，MemoQ。这事后来造成许多误会，许多人以为我是用百度自动翻译，而不是自己在翻译。当然，后来我给出的译文，自然地为我的选择做出了辩护。
这一次，我希望向主内的翻译机构介绍翻译界的最佳实践，因为我合作的大部分机构还在采用原始的、信息时代之前的规范和做法。而基于云计算的翻译项目管理、译者管理和进度控制，基于翻译语料库和术语库的质量控制，目前已经造成了翻译工作的革命性变革。并且，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人工智能还会再次改写翻译工业的局面，没有跟上的译者大概会遭遇很大的艰难，对于整个基督教出版业来说也会是一件挑战。
于是，我的日程变为：周一——周三：和合本翻译出版100周年纪念研讨会周四：拜访橡树文字工作室。周五：拜访“研经工具”那群从未谋面的朋友。周六：计划拜访更多出版机构。周日：在易君的恩道教会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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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教会变态孤立的10年，让我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我只不过是一位局外人，连旁观者都算不上。
因此，这一次和北京的神龟们交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甚至多少勾起了我做学术的心。新恩约我11月份写一篇关于和合本翻译的论文，我已经想着回去后找Jimmy要一个学生帮我做语言学的大数据分析了。（Foxiang同学，不要笑，就是你好不好？）
马可帮助我约见几个出版机构，我们之间也有很愉快的交谈。
当然， 认识许多慕名已久的同道（除了两三位以外，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见面），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我真的很羡慕北京的氛围；在重庆，大概我很难找到这样可以谈论学术的朋友们，更不要说希腊文解经的问题了。与从前的老朋友见面聊天，也是一件快事。
至于带着陶陶去看望少年时代一起做音乐、写诗的老朋友吕乐和小珊，大约需要另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