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将所有送去Good Will的衣物送走，下午把租的车还了。晚上Tom来将客厅最后一个沙发搬走，除了餐桌之外，就只有10个箱子了。
26日一早，Emma刚过了3点就起来收拾，孩子们4点半勉强叫起来，Silas，Letus和Sen送我们去了机场。连同所有随身的包，大概是20件行李。David 的背包里装着自己的Lego，Lisa装着她的几样玩具，Angela 的背包里装着自己要换的拉拉裤，但是她还没有睡醒，所以她的背包被匆忙地塞在我的背包里。
Heidi预备了鸡蛋和面包，在机场将所有10个大件行李交运之后，我们总算可以轻松吃一点东西。Al意外出现，大概是因为这一次别过之后，日后很难再有机会见面——Al希望退休之后去自己做宣教士服侍了25年的中美洲度过余生。
我们担心的是从香港过关的问题。有人说在香港要将所有行李取出，单独再过一次。如此一来，我们转机的时间几乎肯定不够。
Emma给美国航空打电话，对方不知道如何处理，据说在客户服务办公室还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后大家的意见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大概是需要入关的。而到了重庆还需要再入关一次。
Emma又给国航打电话。国航说不知道，因为香港国航和中国国航是两个独立部门。
于是我们只有相信神的安排了——至少，在哥伦比亚的行李票印着直接托往重庆。
到了登机口，我们又托运了两件行李，拿着一叠12张行李托运单登了机。即使这样，我还是前后左右都挂着背包——除了David以外，两个女孩只能拿着自己的Blankets.
一路无话，Angela比当年的Lisa大一点，偶尔可以自己坐着发愣，于是我们顺利到了香港。
Lisa在飞机落地的时候，和Angela一起在椅子上睡着了。我们勉力叫醒她们，Lisa背着自己的背包，走几步就摔一跤，艰苦地爬起来又走几步。我看着不忍，就把她的包接过来，Emma牵着Lisa和Angela往前走。
香港机场很大，走了很久才到转机柜台，又花费30分钟才办好转机手续——幸好不需要重新提取行李。我们转轨道交通去另一个航站楼的时候，广播里已经在叫我们赶紧登机了。
到了登机口，一位工作人员找到我们，再次确认有几件托运行李，大概是办理转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差池。不过总算一切顺利，坐到了飞重庆的飞机上。
到了重庆出站，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Emma提前从超市购物车得了灵感，预备了一根绳子，将所有的箱子串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小火车。David在后面推着，在海关人员惊奇的目光中勉强走了出去。
除了外公外婆，Judy，Eric和Sean也来接我们，算是成功到家了。
于是开始调时差。孩子们早晨3点起床，闹着要吃早餐，或者5点起床，要求吃晚餐。三个孩子时间不一致，所以我有几天几乎无法睡觉。
Emma和我分工。Emma采购家里必须的各种家具，大部分是为了教育、健康和节省时间而预备的。我去电信公司升级宽带，购买流量套餐，设置网络打印机，适应慢速网络时代的到来。
家里还是很乱。我们的学校还没有开张。第一周没有出门和朋友们见面，我在家里祷告神赐给我分辨力，知道什么样的事工是我应当做的。
主日去了我们自己的小教会，看到大家的成长改变，心里很高兴。但我打算先把生活安顿下来，夏天之前让LAD可以顺利的运行起来。事工是长期的，倒也不急在一时。
略微谈一点文化冲击的问题。
文化冲击对孩子们来说影响比较大。他们同时面临着语言、更换朋友、失去熟悉的玩具和环境、失落感、悲伤、时差和可能的新型病毒的挑战。Angela变得比较爱哭，David不断要求新玩具，Lisa略微变得不耐烦。而我似乎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反思自己的生活，暂时还没有经历悲伤的过程。
各种敏锐的观点和善意的建议扑面而来——关于在家教育、事工和生活方式。如果事先没有定见和计划，在这种冲击中，大概会更加失魂落魄。
在调时差的空闲，我慢慢恢复读经祷告。事工并不太急，安顿下来更重要。周一开工，继续我的翻译工作，即使一年时间只翻译了一本使徒行传，大概也不能算无所事事吧。
从五月开始，我打算做一个英文团契，唱英文歌，读英文圣经，保持英文的口语和听力。但我最想做的或许还是释经学和讲道学的培训。
剩下的就是安心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了——我的研究方向也是处境化的释经学。
我的博士导师Dr.Howell说，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So b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