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讲道的日子其实很好。三年多来,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最后终于发现,对于一个内向型人格来说,每次主日礼拜之后,我都要回家先睡上一觉,然后再抑郁2个小时。这大概是我的隐性人格对我用尽所有情感能量的讲道的报复打击吧。

搬家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那些在goodwill捡来的、或者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人送给我们的各种物事,可以轻易地塞满整个箱子。我们从3个箱子起步,一个一个地增加,最后是7个大箱子,1把吉他,3个随身行李箱,加上电脑和David的Lego玩具一包(David自己负责背回去)。 最后,我还是将几乎所有的衣物都丢下了,能拿的仅限于我的背包空间的一半为限。至于其他的书籍、圣经、光盘,各种纪念物,都只能留下来了。 至于孩子们的书,昨天又去邮局寄了一箱回去。但是David说要把学校的练习簿拿走时,我们还是只能对他说,没有空间了。


Emma说,嫁给我以后,已经搬过9次家,这是第10次了。至于我自己,大概还有其他15次搬家的经历,平均不到两年就要搬家一次,真的可以称为“颠沛流离”了。 我唯一至今还惦记着的,是那年在七公里后山上收集的古植物化石,后来某次搬家丢失了。 不知道这次搬家,以后孩子们会惦记着什么。


互联网越发不友善。我的几个邮箱都被各种大型服务商——比如谷歌、微软之类,鉴定为可疑的垃圾邮件,扔进客户的垃圾邮箱。大概只有用他们自己的账户发送邮件,才会避免这种困境吧,看来所有的公司都有了闭关锁国的心。

Jim昨晚来信询问,是否看到他几天前发送的一封重要邮件。我告诉他早已经回复了,如果没有收到,多半在垃圾箱里。他去查找了一下,对我说,果然从垃圾堆里翻出来了。而且还找到其他几封重要邮件——看来有必要常常去翻一翻垃圾邮件。最近大热的网红沈先生,就是推广垃圾分类的“大师”:

垃圾不分类,客户两行泪。


没有孩子的人很难体会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长途旅行的困苦。这次从香港转机,看来又是一个日后需要改进的路线——

我们会在香港提取行李入关,然后在重庆再次提取行李入关吗?10个箱子+3个疲惫的孩子,在一个语言不通的机场如何行动?


没有孩子的人也很难体会,一旦某个孩子因为长牙而发烧这种事情,就会让我们什么事工都开展不了。

而年幼的孩子到了空气、食物和植物花粉都不一样的地方,生病的几率会大大提高。记得几年以前,David常常说自己肚子痛,我一个晚上可能两次打车送他去儿童医院看急诊,最后开点酵母菌回来吃——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安慰剂。


至于CIU和哥伦比亚,几乎是孩子们所有的记忆,这里是他们的出生地和他们的家。

而对于我来说,CIU大概是我在属灵上的家园,是我在精神上无法中断的联系。自从离开Logos教会之后,我们在CIU这三年,算是慢慢得到医治的一段时间。我最近修的课,实际上都是一些自我关顾(Self Care)、婚姻辅导(Marriage Issues for Missionaries)、圣灵的事工(Holy Spirit)、教会管理(Ministry Management)、种族和解(Multi-Ethnic Ministry)之类,Emma也修了两门心理咨询的课程。虽然我们仍旧很忙很累,但神的供应毫无缺乏。

两位老校长,Dr. Murray和Dr. Jones,对我们的帮助很多;许长老和陈老师也常常来看望和关心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和帮助。

当然,活石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更是我们这几年最重要的属灵伙伴。这三年的时间,在弟兄姊妹的忍耐之中,在Elder Ron和Marianne的指点和帮助下,我们慢慢地学习如何牧会。这三年得到的恩典和经验,让我终于可以确定牧职的呼召。

我的同学Joe是位德国人,在台湾的神学院做老师已经5年。他对我说:

从我的经验来看,按立对你和你的事工会非常有帮助。我是作为神学教师被差派到台湾来的,目前还没有按立。但是我不停地遇到人们困惑地问我,“你为什么没有被按立呢……”

这就是目前的文化处境吧,我们只想谦卑地接受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好好地忠心地完成。


这三年的翻译事工,也结识了不少好友。Jim,Judy,Jerry和Debbi算是客户,大家总体上合作一切愉快。译者也大部分没有见过面,但是大家关系也很好,我不知不觉又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大”——再次验证我的属灵恩赐是“教师”,其次才是别的。


不多说了。收拾包包准备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