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讲道的日子其实很好。三年多来，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最后终于发现，对于一个内向型人格来说，每次主日礼拜之后，我都要回家先睡上一觉，然后再抑郁2个小时。这大概是我的隐性人格对我用尽所有情感能量的讲道的报复打击吧。
搬家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那些在goodwill捡来的、或者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人送给我们的各种物事，可以轻易地塞满整个箱子。我们从3个箱子起步，一个一个地增加，最后是7个大箱子，1把吉他，3个随身行李箱，加上电脑和David的Lego玩具一包（David自己负责背回去）。 最后，我还是将几乎所有的衣物都丢下了，能拿的仅限于我的背包空间的一半为限。至于其他的书籍、圣经、光盘，各种纪念物，都只能留下来了。 至于孩子们的书，昨天又去邮局寄了一箱回去。但是David说要把学校的练习簿拿走时，我们还是只能对他说，没有空间了。
Emma说，嫁给我以后，已经搬过9次家，这是第10次了。至于我自己，大概还有其他15次搬家的经历，平均不到两年就要搬家一次，真的可以称为“颠沛流离”了。 我唯一至今还惦记着的，是那年在七公里后山上收集的古植物化石，后来某次搬家丢失了。 不知道这次搬家，以后孩子们会惦记着什么。
互联网越发不友善。我的几个邮箱都被各种大型服务商——比如谷歌、微软之类，鉴定为可疑的垃圾邮件，扔进客户的垃圾邮箱。大概只有用他们自己的账户发送邮件，才会避免这种困境吧，看来所有的公司都有了闭关锁国的心。
Jim昨晚来信询问，是否看到他几天前发送的一封重要邮件。我告诉他早已经回复了，如果没有收到，多半在垃圾箱里。他去查找了一下，对我说，果然从垃圾堆里翻出来了。而且还找到其他几封重要邮件——看来有必要常常去翻一翻垃圾邮件。最近大热的网红沈先生，就是推广垃圾分类的“大师”：
垃圾不分类，客户两行泪。
没有孩子的人很难体会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长途旅行的困苦。这次从香港转机，看来又是一个日后需要改进的路线——
我们会在香港提取行李入关，然后在重庆再次提取行李入关吗？10个箱子+3个疲惫的孩子，在一个语言不通的机场如何行动？
没有孩子的人也很难体会，一旦某个孩子因为长牙而发烧这种事情，就会让我们什么事工都开展不了。
而年幼的孩子到了空气、食物和植物花粉都不一样的地方，生病的几率会大大提高。记得几年以前，David常常说自己肚子痛，我一个晚上可能两次打车送他去儿童医院看急诊，最后开点酵母菌回来吃——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安慰剂。
至于CIU和哥伦比亚，几乎是孩子们所有的记忆，这里是他们的出生地和他们的家。
而对于我来说，CIU大概是我在属灵上的家园，是我在精神上无法中断的联系。自从离开Logos教会之后，我们在CIU这三年，算是慢慢得到医治的一段时间。我最近修的课，实际上都是一些自我关顾（Self Care)、婚姻辅导(Marriage Issues for Missionaries)、圣灵的事工(Holy Spirit)、教会管理(Ministry Management)、种族和解(Multi-Ethnic Ministry)之类，Emma也修了两门心理咨询的课程。虽然我们仍旧很忙很累，但神的供应毫无缺乏。
两位老校长，Dr. Murray和Dr. Jones，对我们的帮助很多；许长老和陈老师也常常来看望和关心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和帮助。
当然，活石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更是我们这几年最重要的属灵伙伴。这三年的时间，在弟兄姊妹的忍耐之中，在Elder Ron和Marianne的指点和帮助下，我们慢慢地学习如何牧会。这三年得到的恩典和经验，让我终于可以确定牧职的呼召。
我的同学Joe是位德国人，在台湾的神学院做老师已经5年。他对我说：
从我的经验来看，按立对你和你的事工会非常有帮助。我是作为神学教师被差派到台湾来的，目前还没有按立。但是我不停地遇到人们困惑地问我，“你为什么没有被按立呢……”
这就是目前的文化处境吧，我们只想谦卑地接受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好好地忠心地完成。
这三年的翻译事工，也结识了不少好友。Jim，Judy，Jerry和Debbi算是客户，大家总体上合作一切愉快。译者也大部分没有见过面，但是大家关系也很好，我不知不觉又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大”——再次验证我的属灵恩赐是“教师”，其次才是别的。
不多说了。收拾包包准备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