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 19：32 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 神。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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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在家里休息，今年那里也没有去。回家的路上，收到叔叔的短信：圣诞快乐。妹妹元旦结婚。
回家第一件事情是上网定机票，要去看看叔叔。后来电话联络知道，还不是婚礼的时间。于是睡觉，预备周日的功课。然后，有时间坐下来想想刘武叔叔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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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叔叔是我们家的世交。他和我父母在重庆南开中学和重庆清华中学同学，又和我三舅邓彪一起参加朝鲜战争。我幼年的时候，记忆里刘叔叔常常来访，有一次独自从外面搬来一条连耳石，在我家的门外过道上起了一个灶台。还有一次，他打了一个石磨送来，每年我们推豆花或者汤圆面就用这石磨。可惜搬家之后，这些宝贵的纪念物都失去了。
那时我很小，并不明白刘叔叔为何是个石匠。这些故事详见叔叔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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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到我的部分：
1964年3月29日，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北碚劳动教养支队（对外叫做新生园艺场，在重庆市北碚区西山坪）来了三部大客车，由五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如临大敌一般的，把在重庆市劳动教养转运站的百多名劳教人员押上了囚车，运送到他们那里去接受劳动教养，我也在其中，被转移到西山坪。
当押送我们的囚车经过北温泉，路过四川外语学院大校门时，我想起了我在清华、南开中学时的同学，高中和大学时关系都很友好的邓敬庄同志。她是我抗美援朝时的老战友、清华中学同班同学、相约一起去参军的好友邓标同志的妹妹。1956年高考结束，等待录取通知书这段时间我是在她家中度过的。1956年她被四川外语学院（当时叫西南俄专）录取，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四年，现在该是毕业了很多年，想必她今天一定是，生活过得很开心。比之我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到了劳动教养的目的地新生园艺场后，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邓敬庄同志寄去了一封信。她已毕业好几年，毕业后她究竟分配在哪里，我也不得而知，只是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把信寄到四川外语学院，主要用意是寻求她的帮助，因我现在生活有困难。
向同学、朋友们伸手求援，这都是为人下策，是十分无耻和无聊的行径。
邓敬庄和她家中的人，是知道我1957年在重庆大学出了事、划成了“右派”的，从此我们自觉地没有联系，相互之间的变化，一概不知。凭我对她的了解，我坚信她的为人，不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所以才厚着脸皮给她去了一封求援书，不过只是抱着一丝幻想、一线微茫的希望。
做梦都未曾想到，她居然很快的回了信，还寄了十块钱来（她月薪的五分之一）。
我给她寄去的信，一见信封上落的地址，就知道是正在她们学院对面的劳改，劳教农场服刑的有罪、有错人员寄来的。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的中国，与劳改、劳教人员有信件往来，都会铸成立场不稳的大错，轻者警告处分，重者降级降薪甚至留用察看。她是一个大学教师，能给我回信、寄钱，帮助一个正在劳动教养场所服刑的人，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敬庄同志在信中说到，她于1960年毕业后，留在四川外语学院执教，并已和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张维寰同志结婚。维寰现在四川大学数学系学习，即将毕业；她现在工作顺利，生活安定，衣食饶馀，尚无孩子，没有负担。
她知道我目前的处境不妙，生活确实有困难，愿意帮助我。如果今后我真有困难的话，她还愿继续帮助我。
我所在的农场是劳动教养场所，离她不远，这她知道。她还说如有可能，由衷的欢迎我去她那里做客。并说了很多鼓励人的话，从没有说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等训斥人的话，也没有见我可怜，廉价的给点同情，随心所欲的施舍恩赐，她完全是出自友爱和关心。
敬庄的来信，令人感激涕零。
她寄给我的钱，我用来买了一双球鞋，从此结束了我没有鞋子穿的日子。
人们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所获得的智慧，完全有理由相信，只有在他真正困难的时候，才能找到他真正的朋友！
纯洁的友谊让人回味，也能催人奋进，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友谊之树却永远常青。
一个月后的一个农场休息日（劳教场、厂，“九做十歇”，也就是工作九天，第十的天休息），我向中队领导请假，要求下山去北温泉四川外语学院会见老同学。经领导批准，我获得去四川外语学院拜访故人的机会。
我一身褴褛不堪的衣衫，无颜去见故人，还是周围的难友们成人之美，他们中有好几个人，拿出当时大家认为比较像样的衣服，由我挑选一套，借给我穿上去拜访故人。
我来到北温泉四川外语学院时，己是上午十点多钟。敬庄同志正在主持学生期末考试，她同寝室的一位年青女老师，可能是事先知道我要来，热情地替她接待了我，并去通知她，说我已经在寝室等她。她下午还要监考，经过学生同意把下午的考试提前到上午考完。这样一来，整个下午就有较多的时间，方便我们叙旧。
我们彼此七年不见面，相互叙述分别后的经历，各自变化殊甚。她比我要顺利得多，见到她如此开心的生活，不由人婉转悲怀，触目伤情。这就是命运对人的安排，留给我的是百感交集、痛苦、悲伤以及不堪回首的往事。她竭力鼓励我不要悲观失望，只要不懈的努力，终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分别时她还送了我十斤粮票（购买粮食和粮食制作的食品的票证，那时比钞票还宝贵，可能今天的青年朋友，已不知是何物），怀着感激与失落的复杂心情，我离开了四川外语学院。
此后在劳教场所里的四年时间里，我怕给她添麻烦，再也没有去找过她。到了1973年，我都离开劳教场所五年多，那时我的生活状况大为好转，已真正做到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这时我才去石桥铺四川外语学校拜访敬庄和维寰夫妇，从此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友好往来。
这时的他们，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大女儿张彤刚上小学，小儿子张聪还在上幼儿园，家庭生活充满了生机、快乐幸福。
1981年起，他们的儿子张聪，小学、中学都是在我家度过的，并且户口都落在我的家里，与户主的关系是“外甥”。孩子现在已为人父，并成功地攻读下重庆大学的博士学位。直到今天，孩子和我家的亲情，远远超越了血缘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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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开始我的户口迁到叔叔家，房间很小，1室1厅，8楼且没有电梯。妹妹2岁，在床上唱歌。叔叔另一位战友的孩子李志也在那里寄居。婶婶比叔叔小10多岁，下乡知青回城，在造纸厂做搬运工。如果没有叔叔的回忆录，我可能一直不会明白为什么我可以在那里上了户口，就近读津南村小学，然后以全班第二名180分的高分顺利升学南开中学。那里成为我第二个家。
叔叔做了一把戒尺，按照旧时私塾的方式管教我和李志哥哥。记忆中没有被戒尺打过手心，但是上面的“戒”字现在还历历在目。中午大人们上班，我们就自己做饭。有一天中午煮面，我将一大铁锅开水泼在脚上了。因为这个失误很严重，所以我拖延了几天没有告诉叔叔婶婶，自己忍着去上学。到了几天后被发现，已经有点化脓了，皮肤被破坏是难得自愈的，即使10岁的我生机旺盛也不行。
那天早晨，志秀婶婶背着我去了造纸厂的医务室，我的姑妈在那里做厂医。她用一把剪刀把腐败的皮肤剪掉，用黄色的纱布包扎。志秀婶婶下班的时候又背着我回家。从陈家湾到造纸厂要穿过我后来就读的建大和重大，我记得婶婶中途休息了好几次，所以她应该很累吧。
叔叔在沙坪坝汽修厂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去了南开中学校办厂做厂长。他怎么能学习掌握塑料技术，我不是太明白，不过他的天赋，努力和能力没有被常年的劳改所磨灭，现在我能够想的明白。我们搬到津南村一套独栋中，在二楼和另一位老师合住。李志哥哥已经离开，家里多了一间6平米的小屋，是我的房间。
妹妹上幼儿园了，于是我下午下课后去接她。然后我们一起玩，直到大人们回家。家里面条件慢慢比较好了，就喂了一只猫，名叫Charles。 婶婶也换了一个工作，近一点，但是还是搬运工。但是我爱她和爱叔叔一样，她也信任我，将家里的事情告诉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我有一首诗写的是津南村这栋小楼，名字叫做“雨季”：
爬山虎绿色的指尖
在一个早晨
透过同样湿润的玻璃
同样湿润的纱窗
递进来他们的图案
我不怀疑那是个故事的结束
一条路的暗示
把所有写满相见的留言
夹在夜里翻不过去的书页里
贫血的太阳将在无雨的最后一天降临
抹去每一块岩石下的荫凉
然而雨季等不到这盏灯熄灭就要到达
它保留的那张时间表
注明星星不许在天上存在
于是这样漫长的等待中
只剩下一首流动的挽歌
我不再取下风钩
让藤叶的生命延伸到我唯一的窗上
只要相信天空会在回忆太阳的瞬间撕裂
只要他们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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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是我离开津南村去南京的西康路1号和草场门外的河海大学时写的唯一一首回忆那段时间的诗。因此我还可以选择当河海大学文学社的社长还是总编。我选择做总编。离开南开中学，离开三友路和津南村，是渐渐难得看到叔叔的开始。他举家去了深圳。
这里有叔叔的照片和简介。
叔叔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比起其他不计其数（)的右派分子，也许还算得幸运。但是我强烈推荐看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为什么我形成现在这样一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