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坑

2010年12月23日晚，我在西直门和飘香、许志永、张永攀聊天。飘香和我10月27日从丹东办冷国权案回到北京就被秘密绑架，一直失踪，直到12月20日才被释放。绑架者当然是国保警察了。我让她把被绑架被失踪过程详细写出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见证文字。

之后与张永攀说，去看看范亚峰的妈妈，再去江天勇那里。前一天与范亚峰博士联系过，他被严密软禁、信息完全被隔绝，和他见面已经不可能。但他说他的妈妈晚上自己住，我就准备去看望一下。

由于以前常去，我很熟悉地址。我和永攀进了单元门，感觉后面有人跟上楼。见我们去三楼，一年轻保安问：去找谁？我们说，看朋友。他赶紧喊人上来。

我们敲门进了屋，见到亚峰妈妈，那保安也跟进来。一个便衣马上也跟着闯进来。

那便衣（估计是国保）非常蛮横傲慢，要看我们身份证。我大声质问：你们什么人？怎么没经同意就私闯民宅？

那便衣说：“我是警察，我们要查身份证。”

“你是警察？拿出警官证。”

“我说是就是。你们干什么的？”

“你管得着吗？不拿警官证怎么证明你是警察？”

此时形势已经不妙。我低头迅速发推，永攀给朋友打电话。此时大约八点半。

便衣国保电话叫人增援。后来知道，此时我方援兵已经进入一级战备。

来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出示了警官证，我让永攀把警号、名字（时立刚）报告给后方推友。

然后要查我们身份证。我说，根据身份证法第15条，你们现在不符合查身份证的法定条件。

他说，我们是依据人民警察法对你进行盘查。我说，盘查针对的是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我们来朋友家看朋友，你没权力盘问。

争执了一小会儿，那便衣国保继续叫人，电话里说：拿手铐采取强制措施。情况更加不妙，我又发一条推。后来知道，我方援兵已经上路。

我和亚峰妈妈交谈，那国保跟老人家说，你先回避。我火了：“你身份不明，随便闯入别人家，又要主人回避，违法不说，基本人情都没了！”

“想明白点。少跟我讲法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共产党的地盘儿！”极其傲慢。

我不理他，继续跟亚峰妈妈交谈。期间又与此国保争吵一两次。此国保企图对我动手，我心说：“素质，注意你的素质！”我警告他：“你连证件都没出示，没权力跟我说话，别碰我。” 他又莫名其妙来了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国！你们来了就别想走！”

大约十五分钟后，大批警察来到。我正在卫生间，听到永攀被警察强行扭下楼去，场面非常混乱。那便衣猛砸卫生间门，门上的薄木板被砸漏了。我说我要上厕所！他说：不许上！继续砸门。我想尿也尿不出来了。他从被砸破的门洞伸手打开门闩，几个警察强行将我扭到门外，国保抢走了我的眼镜，我高度近视，啥也看不着喽！后来和警察不到一米远距离，连警号都看不清。

我高声反抗，一群警察连推带扭，连扯带拽，将我弄下楼，推进警车里。永攀的眼镜、手机也都被抢了，在推搡中也被警察打了，手被抓了几道伤痕。一警察来抢我手机，我奋力反抗，他抢夺未遂。

到了双榆树派出所。我说：“你们没有权力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警察法第九条你们也不是不清楚。”

“你说说看？”

“以下四种情况，警察可以把公民带到公安局盘问：1、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2、有现场作案嫌疑的；3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4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赃物的。如果你们说查身份证呢，也要符合四种情况之一：1、有违法犯罪嫌疑；2、现场管制；3、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个法律你要说是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那个法律的哪一条款。”这些东西我熟。

“你就属于那身份不明的。”

“可是法律规定的是‘有作案嫌疑并且身份不明的人’。我不属于有作案嫌疑的人。”

由于越来越多的草泥马活学活用这两个法律条文与警察叫板较真儿，我从警察口中得知：他们对这两个法律的立法者恨之入骨。

我和永攀被带到派出所一层不同的房间。一帮警察又来抢我手机。又一场肢体冲突。我兜里的全部东西全被掏出来。我抗议。七八个警察大声辱骂我。有两三个骂得最凶狠。京骂国骂黑话，一起都上了：“操你妈！”“你妈B！”种种最难听的骂人话从四处喷射而来。

我心想：这双榆树派出所是狼窝不成！但我身经百战，境界高深，多年修炼下来，早已练就物我两忘无敌大法。我可以做到怒目斥责但同时内心平静。陈犯云飞多次跟我说，跟他们别真生气。气伤肝，犯不上。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众犯学习。又想起在流沙河家的讨论：“与流氓要不要讲道理？”我的结论是：和流氓也要讲道理。流氓不是天生的。流氓也未必永远是流氓。道理不光讲给流氓听，也将给众人听。和流氓不讲道理，也就和流氓区别不开了。

一警察喝令我坐下，我一脚把椅子踢开。众警察一拥而上，扭胳膊、摁脑袋、掐脖子、推、抓、拽，非常粗暴地将我摁到。如果能调出当时摄像记录，肯定是非常滑稽、难度系数极高的人体变形。（过了一天后，臀部、右腿仍隐隐作痛，应该是此一回合留下的战果。）

把我弄到另一房间，我在走廊里喊叫：我是教法律的，你们违不违法我很清楚。这样说，主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懂法律的大学老师，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使我少遭皮肉之苦。这话也说给隔壁的永攀和盘问永攀的警察听。

几个警察把我挤到墙角，一人上来狠狠地拽我的领带（因为上午讲课，所以我系了领带），猛拽半天，终于拽断了，扔在地上。毛衣被撕出一个口子。警察们再次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又扬言：“这是什么地方？就打你了，你能怎么着？

一警察把我摁在椅子上。他们见不得空椅子。

感觉左手疼痛，一看，流了血。目见左手掌心有3cmx4cm血迹，正中有约1cm长表皮擦伤。小意思。

一警察（后来听别人叫他徐平）问话，我不答，只说：你们无权讯问，打人骂人已经违法。我经过一系列喊叫和被运动，口干舌燥，不想说话，就闭目养神。就听他在一旁嘟囔：“你叫什么？有名字吗？来干什么的？”

过了一段时间进来一警察，提到了我们是因为去范亚峰家被抓来的。这徐平一听，像打了鸡血一般，腾地跳将起来，嘟囔变成了咆哮，问话变成了咒骂和控诉：“原来是这样！这下子变成敌我矛盾了！操你妈的，原来是看范亚峰！马勒戈壁的！这下子不用讲法律了！你他妈的也出不去了！你们这帮汉奸走狗！反革命！吃共产党的，拿共产党的，还不念共产党的好！天天骂共产党，你们是什么东西！”“范亚峰也是博士，现在怎么着！”“范亚峰家就是不能去，这是规定！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警察素质就低了，警察就是拿执照的流氓，怎么着？”“这是敌我矛盾，你懂吗？对敌人什么样对你什么样！”

我很好奇：“对敌人什么样？”

“就像对法O功那样！”

“对法O功什么样？”

“你慢慢体会吧！”

毛骨悚然。

什么都问不出来，他们气急败坏。徐平警察一边问话一边挑逗性地不间断地轻踢我腿。我说：“你放文明点！”

他还是那句话：“我就这样，你怎么着！别的事情，我们还真怕投诉。现在这个是敌我矛盾，我们就打你骂你了，你去告吧，告到公安部也没用！”我想：这小破警察不到30岁，怎么“敌我矛盾”成了他的G点？

又进来一个又高又胖的便衣，白鞋，灰绿色肥大裤子，横格上衣，一脸横肉。见我不言不语，猛然狠踢我鞋一脚，骂骂咧咧地出门了，临走跟徐平说：“需要‘动手’就叫我过来！”我辩护的刑事案件不少，知道警察滥施酷刑并不都是为了破案取证，有时候就是因为“手痒痒了”。折磨别人肉体能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快感，并达到警察身份的高潮。

听到隔壁永攀那房间里的争吵，为他担心得紧。这孩子比我还“轴”，好像不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这高胖便衣又来了，上电脑鼓弄些东西。徐警察还在不断跟我磨叽：“你拥护政府吗？”“你拥护共产党吗？”“拥护，咱们还能谈，不拥护，就是敌我矛盾。”“——噢，你不回答，那我就明白了。”

高胖便衣有些不耐烦，对徐警察大声说：“跟他这种人费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正好我们这儿有地方埋！”又对我说：“你以为你失踪了你家人能找得到你吗？你说，北京没了你一个人能有什么影响吗？”后来又小声和徐平说：“把他弄XX饭店去得了！”我没听清是什么饭店，根据上下文，他说的那个饭店指的就是“正好我们有地方埋”！

令人毛骨悚然。我十分清楚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感觉自己像个小蚂蚁，随时可以被任何一个警察随便踩死，不留一点儿痕迹。“跟他费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应该推荐这句话成为年度警察金句。我倒是没太害怕，一来已经在网络发出了消息；二来他们此时也从我书包里翻出了身份证，知道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

我感触很深。

“北大毕业，法学博士，大学教师，知名人权律师”这些身份无疑对我起到了保护作用。甚至“北京户口”也是。警察开始时问过我：“你是哪地方人？”我说，我在北京工作。——“我问的是你的户口？”我答，北京户口。他明显感到很诧异：“你他妈的是北京户口？”好像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他失去了某种优越感，好像没有北京户口也要成为挨打的一个理由。

这些特殊身份使我没有被打得更惨，使我没有被挖坑埋了。我也的确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信息透露给这帮警察，以免遭毒手。在其他维权活动中，这些身份也无疑使我少受伤害。如果没有“法大教师、北大博士、著名人权律师、推特名人、耶鲁访问学者、三博士、十大法治人物”这些东西，我还能表现出同样的勇敢吗？我非常怀疑。

我突然为我的这些头衔和身份感到深深耻辱。为我主动被动地从这些头衔和身份中得到区别对待而感到耻辱。更为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的、极力隐藏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感到耻辱。我真的毫无保留地认为，我被打死和一个农民工或乞丐被打死是一样的吗？我很怀疑。我感到，对我个人安全的关注，一定会吸引了很多媒体和访民的注意力，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关注更悲惨更无助的那些人和事件。我甚至感到，没有把我埋成，一定使警察们怒火中烧，一定使他们找机会埋一个不听话的倒霉鬼。我甚至认为，我少受的疼痛，一定会在其他的时间、其他的地方加在那些更无助的弱者、无辜的同胞身上。我感到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