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经济学的吗？至少我没有拿到大学学位证书。好在我还有管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还有教牧学的学位可以充数。但是关于阶级斗争，我最初的概念是来自Fr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那是我在建筑大学的研究生阅览室中看的。
关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弗里德曼说的一段话成为我思考的起点：
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财产的公有制，所以一定不会支持自由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事情；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财产的私有性质，任何人都可以单独的出资来资助一项反对这个制度的事业。有一个富有的船东就是这样干的，他资助的人名叫马克思，而这个船东叫恩格斯。
所以我们很难听到任何这样的声音。
马克思20年之间将伦敦图书馆所有资产阶级和之前各种腐朽没落的阶级的书都看了，甚至还将图书馆的地板踩了一个洞，没有人资助是不现实的。如果制度是资产阶级公有制，那么没有什么可能性社会会支持这样一种反对自身的思想体系，而且是——按照目前的话来说——煽动暴力革命的思想体系。这是经济自由基础上的政治自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是一个据称所有传媒都是国有的社会，我们都想不出什么理由来让一些反对的声音自由的流行。这就是我们有伟大的GFW，伟大的审查制度，伟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理由。
谭作人案，郭泉案，公法偷税案，秋雨之福案，最近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少，不过是为了证实60年来这个制度从经济意义上的改变还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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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幽默的事件莫过于10年前献礼国庆50周年的书——历史的先声。一本无懈可击的鼓吹民主的书，全部采用1941-1946年间两份党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文章和谈话记录的内容，所以甚至连列为禁书的理由都没有。但是，这本书还是一本事实上的禁书，属于叫做被封杀了。
我从郭泉案知道有这样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