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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批判似乎总是观念史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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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景教,我所知不过是教会史上学到的点滴。

我感兴趣的不在于景教的聂斯托利传统,或者其神学的考究与汉语表述,而在于其消亡与影响之式微。

两点是有趣的。第一,景教的成功与其高度的处境化文化融合有关。

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稱呼: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盧珈法王、馬可是摩距辭法王、約翰為瑜罕難法王;其餘如教堂叫作「伽藍」(或「寺」)、教士自然叫作「比丘」(或僧)、大主教叫「大法王」。

这种不打算创造异质文化生疏感的宣教策略,使其成功融入先进的佛教文化,但在灭佛运动中也就很快遭遇牵连。佛教的根源在印度,所以一时灭佛尚可死灰复燃。而景教自身在中东已经失去根基,相去又远,各大法王的典籍没能创造出异质感的观念,时日既久,湮灭不可复索。

第二,景教走高层路线,直接从帝王和首都往下,在民间没有根基。奉旨建大教堂固然是一件许多基督徒喜闻乐见的事情,但改朝换代之时,绑定在政权上的信仰,若缺乏坚实的民众基础,不能像罗马那样从下至上地影响国运,甚至皇帝也不得不称自己看见天上的十字架,自然成为一种暂时的观念而已。


如果景教有任何灵修传统,至少我在有唐以降,不曾在一手二手文献中发现一二。若强行将叙利亚或东方灵修传统植入,并非一种继承,仍然是一种外来输入。但这一次的输入,仍然会面临前述的两个问题:

是否创造异质感的观念,守住自我的独特之处,以某种沁入式策略慢慢推动更多的人了解这种传统;还是以流行的文化或现存的(比如新教)观念为化用,利用已有的基础来宣教。

第二,从基础宣教做起,还是走上层路线,通过学术、翻译,吸收部分已经了解甚至信了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扩大影响,与现有的基督徒展开对话。

在我看来,以危言陡论为路径,试图突破现有主流新教的藩篱,不过是短视捷径而已,并无长久益处。从宣教角度看,从前景教的两个教训是值得每个教会和宣教运动深思的。


信仰需要实体与组织,并非单纯文字传承。信仰(特别是一种灵修传统)也需要真正能体现出灵性成长的实例和路径。

若将推动一种灵修传统作为目标,所有的手段都应当与目标匹配。若是为了学术,又另当别论。若是为了建立名声,预备和知识分子对话,则当爱惜羽毛,三思而后言。若只是图一时之快,或者为了某种焦虑感所驱使,则不足为虑,徒然空耗而已。

我自有自己的焦虑。不多说了。


版权所有。

出品:kuawentrans.com;eddyem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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