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工哲学(36)|Doing and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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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各种事情引起若干新的思考,越发觉得汉语缺少“Being”这个概念,对于神学意识也颇有影响。

关于这个概念对于和合本的翻译影响,以前已经有文字详述,讨论“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的修辞问题。这篇文章讨论“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思故我在”,“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等句子的翻译。

上周在做释经讲道工作坊的时候,又遇到同样的经文,我又成为一片空白的想不起为何这是“转喻”的问题了。

我的感想是,当摩西在出埃及记3章里询问神的名字时,神的回答:

13 摩西对 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 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甚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甚么呢?
13 Then Moses said to God, “If I come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say to them,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has sent me to you,’ and they ask me, ‘What is his name?’ what shall I say to them?”
14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14 God said to Moses, “I AM WHO I AM.” And he said, “Say this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出埃及记 3章13-14节,和合本与ESV

1. 存在与外在

论到本体的存在性与外在性问题,汉语思维似乎习惯于将一个行为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就叫“好人好事”,仿佛这人因此就是“好人”;若有人做了一件坏事,立刻就变成“坏人”。另一方面,“Being”这个概念又无法建立,在翻译的时候,可以看到“是”,“有”,“在”三种译法,但无一可以准确表达诸如“Human Being”这样的概念,只能敷衍为“人类”。连带着“Person”一词也难得处理,当一群人不能面对面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说“不能位格相交”,真的好玩吗?


2. 天问

吃饭的时候,David告诉我刚刚看完了“鲁滨逊漂流记”。他看的是英文版,英语是18世纪的古语,所以我也没有期望他理解太多。但他说,第一段情节看不太懂,到了第二段之后,就觉得和现代英语差不多了。

我笑言,你的英语理解能力就是这样提高的,因为有一个人你绕不过去。你知道“Spear”吗,就是长矛?你知道“Shake”吗?鲁滨逊漂流记里那个“星期五”,就很可能会拿着一个长矛摇晃吓人。但是,更可怕的是一个叫“Shakespeare”的人,是所有英美的中学生的终极噩梦。

Shakespreare有一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中文的译法可谓多姿多彩,可见这个“being”之难,being后面的问题又有多难:

朱生豪: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梁实秋:死后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
曹未风:生存还是不生存:就是这个问题:
孙大雨:是生存还是消亡,问题的所在;
林同济:存在,还是毁灭,就这问题了。
方平:活着好,还是死了好,这是个难题啊:
卞之琳: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王佐良:生或死,这就是问题所在。
许渊冲:死还是不死,这是个问题。
裘克安:活着,还是不活了,问题就在这里:
陈国华:是生,还是死,问题就在这里:

我在周日的释经讲道工作坊上也讨论这个问题,顺手联系到福音上面:

对于人来说,终极的问题无非“to be or not to be”,只有神可以说“I am who I am”。但当我们将“I AM WHO I AM”翻译为了“我是自有永有”,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我们想的已经是天地万物为神“所有”——possession的问题,已经不再对应人的终极质问“to be or not to be”。

于是,既然对于神来说,也是一个“自有”还是“永有”,或者“自有永有”的问题,我们也想着,我“有没有”家庭、财产、职业、名声等问题,生生地将一个本体问题转化成了一个外在性问题。

若是回到本源,人只能提出“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而神却可以肯定地回答说,”I AM WHO I AM”.

在我的汉语里,寻不出合适的语言可以表示这个概念。


3. 事工导向还是生命导向

我在以上的概念和分析基础上来理解“信任崩塌”一书所指向的律法主义和事工导向教会/组织。按照作者的说法,以行为表现讨神喜悦的做法,构成属灵虐待的基础。

对于事工领袖来说,衡量事工有效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建立了多少个教会,给多少人施洗,开了多少祷告会培灵会布道会……Donors和组织都只看这个,不会看到服侍中帮助多少人的心灵得到医治或恢复。

整个四月我花费了无数时间与不同的人聊天,甚至没有太多地做手中的各种翻译项目。也许会有成果,也许什么效果也没有——至少无法量化。或许,这种事工记录本上的空白,代祷信上的无言以对,正是某种新的趣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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