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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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以为自己是圈外之人,远在基督教学术圈之外。当皮匠威廉要去印度的时候,他的改革宗教会的长老们说,如果神要拯救印度人,也不会使用你一个识字不多的皮匠。于是威廉只好自己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国,倒是英国的教会以后不断送去宣教士给他,成就了许多的事。

回国之前,易君说今年是和合本翻译发行100周年,北京的神龟们要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我来参加。那时我还在纠结究竟要不要按立为牧师的事情——一方面我想推动的事情没有同伴的认同大概很难推动,另一方面我想推动的另一些事情则需要低调。

在这样的纠结中,我还是选择了按立牧师和接受邀请,而学术圈这三个字,大概都是需要的。换句话说,学养水平、事工的策略手段和人际关系,对于我想要推动的事情来说,多少都是必要的。


杜老师曾经说过,“乡关胡骑远,宇宙蜀城偏”,我在的地方,就是宇宙的偏隅,离开五道口大概还有50环开外。

于是我就打电话确认研讨会的时间和程序。易君说,你来给我们讲和合本的翻译吧,这个方向研究的人不多,神龟们中间没有比你更合适的。

这样一说,我就找到重回学术圈的感觉了。10多年前,我和启元一起组织重大的人工智能研讨会,邀请博士们分享自己的研究课题,那年洛克威尔还给了我一个优秀博士生奖学金,沈一栋老师说,这事很难得,因为这个奖一般只给系里的老师们或者有关系的人,我这样的圈外之人,或许是第一次吧。

我就问易君说,我做的那点研究你又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是一点释经学的分析而已,要拿来向其他神龟们介绍,还是没底的。你打算要我讲什么,讲多久,什么时间讲,什么形式?就这样挤牙膏一样,最后他终于吐露,原来我是这次研讨会的两位主讲之一(另一位是复旦大学著名的基督教研究专家刘平教授),而且,不仅要讲一点和合本研究的问题,还要至少两次。

这种事情,已经值得用震惊体在公号上发头条了,或者充作睡前故事,拿来吓唬david睡觉。我就对易君说,好吧,我把目前所做的十分钟就介绍完的工作分别为剩,第一次从语言学角度讲和合本翻译,第二次从释经学角度讲和合本翻译。就这两次,不能再多,一次一小时。

然后,我就订了票,带着我送去脱产培养了23年的助理陶陶,去了北京。


早晨五点就起来赶早班飞机,到了宾馆已经很累。小睡了一下,无法入睡,易君又说,今晚的第一场和明早的第二场就是你讲了。我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因为我的题目太烧脑,今晚大家刚来,昨天又是复活节的忙碌,这是要让大家吐血的节奏吧。于是我连喝三杯黑咖啡加奶加糖,在咖啡因还没有生效的时候就上场了。

稍微出乎我的意料,大家的反应还不错。这群回国服侍了多年的牧者和学者们,对于希腊文还没有完全丢掉。我算是有备而来,给出的例句都是自己研究过的,而在座的神龟们居然也能分析解读各种变形,拿出头头是道的结论,发表极有见地的见解,我只能感叹说,“宇宙蜀城偏,中心在海淀”。

显然,我讲的题目是与会的神龟们中至少一半都能讲清楚的,所以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两个时段,脱离了日常的事工,一起研讨希腊文圣经的翻译问题。而我只是一个抛出各种话题的议程引导者,真正的成果都在我们的讨论之中了。(顺便说一下,官话和合本是1919年4月22日发行的,所以我发言的那天晚上,2019年4月22日周一晚,正好是和合本发行100周年纪念日。)


因为缺少预算,我大概是难得来一次京城。所以,除了参加和合本翻译发行100周年纪念,还想要拜访几个主内的翻译出版机构。

这一次主要想沟通译者生活的艰辛,希望机构可以考虑提高译者的酬金,让好的译者可以长期委身在翻译事工上。2019年上海的小时最低工资是21元,而我们许多不错的译者,在翻译基督教文献书籍的时候,拿到的酬金比这高不了太多。

所以,我去拜访了“橡树文字工作室”和“研经工具”网站,对他们说,我代表译者,你们代表翻译机构,但是我们都代表中国教会对于高质量译作的需要,因此应当是一个共同体。我在尽力培养高水平的译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他们留住,那么我们永远都在低水平上重复,大家都会为了寻找译者而焦头烂额。

我没有期望一次沟通就能改变这个状况,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呼吁那些因为高水平译者和译作而受益的教会和基督徒个人,能够关注这个问题,更多地支持主内的出版机构。


另外一个议题,是向各个主内机构介绍我管理翻译团队和翻译项目,培训译者的方式。

2015年我确定以职场宣教为目标,选择主内翻译作为切入点时,“研经工具”给了我第一本注释书的翻译。从那时开始,我就视自己为一位“职业”翻译工作者,于是投资了600美元,购买了第一份辅助翻译软件,MemoQ。这事后来造成许多误会,许多人以为我是用百度自动翻译,而不是自己在翻译。当然,后来我给出的译文,自然地为我的选择做出了辩护。

这一次,我希望向主内的翻译机构介绍翻译界的最佳实践,因为我合作的大部分机构还在采用原始的、信息时代之前的规范和做法。而基于云计算的翻译项目管理、译者管理和进度控制,基于翻译语料库和术语库的质量控制,目前已经造成了翻译工作的革命性变革。并且,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人工智能还会再次改写翻译工业的局面,没有跟上的译者大概会遭遇很大的艰难,对于整个基督教出版业来说也会是一件挑战。


于是,我的日程变为:周一——周三:和合本翻译出版100周年纪念研讨会周四:拜访橡树文字工作室。周五:拜访“研经工具”那群从未谋面的朋友。周六:计划拜访更多出版机构。周日:在易君的恩道教会讲道。


Logos教会变态孤立的10年,让我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我只不过是一位局外人,连旁观者都算不上。

因此,这一次和北京的神龟们交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甚至多少勾起了我做学术的心。新恩约我11月份写一篇关于和合本翻译的论文,我已经想着回去后找Jimmy要一个学生帮我做语言学的大数据分析了。(Foxiang同学,不要笑,就是你好不好?)

马可帮助我约见几个出版机构,我们之间也有很愉快的交谈。


当然, 认识许多慕名已久的同道(除了两三位以外,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见面),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我真的很羡慕北京的氛围;在重庆,大概我很难找到这样可以谈论学术的朋友们,更不要说希腊文解经的问题了。与从前的老朋友见面聊天,也是一件快事。

至于带着陶陶去看望少年时代一起做音乐、写诗的老朋友吕乐和小珊,大约需要另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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